科技巨头与政府关系 - Meta为迎合特朗普政府废止DEI政策，撤除性少数群体卫生用品，但员工通过秘密放置女性卫生用品进行静默抗议[1][3] - 英伟达CEO黄仁勋、OpenAI CEO萨姆·奥特曼等科技领袖追随特朗普出访沙特阿拉伯，显示对政府的恭顺姿态[4] - 苹果CEO蒂姆·库克为避免iPhone关税问题，投入25%精力处理政治事务[10] 企业内部文化冲突 - Meta因员工泄露人事评估通知（涉及裁员5%低绩效员工）而解雇工程师，引发员工对"自由企业文化"与管理层"控制倾向"的认知差距[5] - 谷歌2024年解雇50名反对向以色列提供云计算技术的抗议员工，政治讨论从公开转向地下[6] - 苹果前工程师批评公司官僚主义阻碍创新，导致人才流向初创企业[11] 硅谷员工结构变化 - 硅谷科技公司大专以上学历人才中仅30%为美国本土出生，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加剧外籍员工留美压力[6][7] - 谷歌总部2024年起封锁原开放区域（如恐龙骨架展示区），象征开放文化消退[9][10] 行业创新与挑战 - 科技巨头游说政府争取有利政策，但员工认为企业增长伴随"大企业病"，如苹果内部创新受阻[11] - OpenAI等新兴AI企业正颠覆谷歌、Meta、苹果的商业模式，硅谷面临"防守即衰退"的竞争压力[11]

文章核心观点 - 美国消费者正基于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对调整政策以迎合特朗普议程的公司发起抵制，且这种行为呈现长期化趋势，可能对企业品牌忠诚度和市场策略产生深远影响 [1][2][7] 消费者抵制行为概况 - 20%的美国消费者计划永久改变消费习惯以抵制相关公司 [2] - 36%的美国人表示正在或计划参与近期的抵制行动 [2] - 近三分之一的抵制者表示其行动将无限期持续 [2] 不同消费群体的抵制意愿 - Z世代（53%）和千禧一代（46%）参与抵制的比例远高于X世代（30%）和婴儿潮一代（22%） [2] - 黑人（53%）和西班牙裔（51%）美国人的抵制意愿明显高于白人（29%） [3] - 按政治立场划分，民主党人（49%）比独立派（32%）和保守派（29%）更倾向于参与抵制 [3] 消费者抵制的主要原因 - 53%的抵制者希望通过行动向公司展示消费者的经济力量和影响力，促使企业在社会政治议题上保持中立或符合其价值观 [4] - 49%的抵制者是为表达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不满，特别是对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措施削减的不满 [4] - 46%的抵制者认为公司削减DEI政策是其决定不再支持品牌的重要原因 [5] 受抵制的企业及具体措施 - 知名品牌如亚马逊、塔吉特和特斯拉正面临消费者抵制 [1] - 塔吉特结束了针对边缘群体的招聘目标，沃尔玛不再优先考虑女性或少数族裔供应商，亚马逊在某些地区减少了DEI培训项目 [5] 抵制的组织化与社区行动 - 抵制行动已从线上呼吁延伸至社区层面的具体执行，部分消费者组织正协调当地居民共同减少对特定企业的支持 [6] - 出现如“大斋期企业禁食”（Target Fast）运动，号召信徒在特定时期内抵制塔吉特 [6] - 西班牙裔社群发起“拉丁裔冻结运动”（Latino Freeze Movement），呼吁减少非必要消费以抗议DEI措施缩减 [6] 企业的应对与潜在长期影响 - 企业普遍表示政策调整主要是为适应新的法律环境，特朗普政府已签署行政命令终止联邦政府内部的DEI项目 [7] - 31%的美国人将减少在与自身价值观不符的企业上的支出列为年度目标，这可能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策略 [8] - 企业未来需在维护品牌形象、维持市场份额和应对政策变动之间寻求平衡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