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风险三重叠加 - 全球金融体系面临三重风险叠加：债务杠杆陷阱、资产泡沫刚性化以及科技金融带来的非线性冲击[4] - 美国政策不可预测性构成最大外部风险变量，涉及关税、地缘政治及国内经济货币政策[7] - 通胀路径与货币政策再度摇摆，关税政策传导时滞扰动全球资产定价锚[8] - 美股估值处于历史高位，席勒周期调整市盈率（CAPE）为历史第二高位，仅次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甚至高于1929年大萧条前水平，其脆弱性可能冲击全球创新创业生态[3][9][33] - 市场表现将呈现波动率结构性上升和资产定价锚漂移，资金在“再通胀交易”和“衰退避险”间频繁切换[11] 中国经济观察视角调整 - 观察视角从“周期判断”转向“结构应对”，态度相对去年“偏乐观一些”，源于股市回暖改善预期以及中国市场的相对吸引力[13] - 经济增长结构转型出现边际改善，但通缩隐忧等基本面数据仍令人难以放心[13] - 房地产实质性出清与监管框架重构过程正在被动却坚决地挤掉“制度性成本”，为“新质生产力”导向的资源配置创造空间[13] - 政策着力点包括将科技创新与自主可控上升至国家安全高度、依托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扩大内需、以及加强民生保障与社会福利[14] - 中国全产业链效率、财政统一性与数字化基建的优势正在获得“逆境溢价”[15] 资产价格背后的信心与信任拉扯 - A股沪指4000点的拉扯是信心的拉扯，体现政策托底与实体经济数据现实之间的博弈[17] - 黄金4000美元/盎司的拉扯是信任的拉扯，反映对美元主导货币体系信任下降的深层担忧[17] - 企业家信心不足导致行为分化，部分转向炒股炒期货，而高新产业体量短期内无法弥补传统行业空缺[19] - 数据分化体现为名义GDP增长率（约5%）与实际增长率（3%-4%）及低通胀率（1%）之间的差距，通缩预期改变消费、投资和生产行为[19] 政策应对与债务新解 - 支持通过刺激股市提振信心，认为这是“值得一试的途径”，关键在于稳定预期而非政策力度[20] - 主张在“低增长+高不确定性”背景下采用“低利率时代财政思维”看待债务，而非一味防风险、压赤字[20] - 债务问题出现范式转换，在低利率环境下更关注“每年付息压力占GDP的比例”，认为由中央政府作为主要借钱主体可拉低全国融资成本[24] - 应对泡沫的核心是平衡短期与长期：控制泡沫吹大、不主动戳破、快速救助防止系统性蔓延[25] - 财政政策应更直接积极，资金用于刺激消费并完善社会保障网以重建安全感[25] 非线性时代的影响与挑战 - 当前处在重大变革交汇点，包括地缘政治、技术革命、气候变化及疫情后行为模式改变，绝不能简单用过去10年预测未来10年[27] - AI存在制造新泡沫的隐患，表现为“判断力退化”和AI自身的“欺骗性”，全市场高度共识交易易导致估值泡沫化[29][30] - 现有监管体系难以跟上科技金融迭代速度，监管需接受“非线性政策工具”和动态演化市场机制[31] - 给投资者的建议包括极致多元化、充分认识风险本质、严格风险控制，并警惕AI导致判断力退化和欺诈信息泛滥[32] - 短期最担忧美股风险，除高估值外，企业回购推高股价、ETF导致市场结构脆弱，预计2026年美股会有很大波动[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