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框架转型 - 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转向数量型与价格型调控并行模式，2024年加速转型[1][3] - 明确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为政策利率，收窄利率走廊至70BP（原区间未明确，现为逆回购利率减20BP至加50BP）[4][7] - 新增买断式逆回购工具（期限不超过1年）和国债买卖操作，丰富基础货币投放渠道[8][9][11] 政策工具调整 - 买断式逆回购采用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及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填补7天期逆回购与1年期MLF之间的期限空白[9] - MLF期限统一调整为1年期，招标方式优化为与买断式逆回购一致，弱化其政策利率属性[10] - 国债买卖操作可搭配多种期限政府债券，调节市场供需关系[11] 债券市场定价影响 - 利率走廊收窄后货币市场利率波动降低，DR001始终运行在走廊区间内[14][16] - 公开市场操作存续规模从转型前7万亿元提升至2025年4月10万亿元，为银行提供充裕流动性[18] - 形成"政策利率→负债成本→资产收益"定价逻辑，MLF利率（2%）、1年期存单收益率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相近[21] 市场行为纠偏 - 中小金融机构和理财资管产品交易量占比超80%，追逐资本利得导致期限利差收窄（10年期与30年期国债利差从40BP收窄至15BP）[24] -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国债买卖（如"买短卖长"）、货币政策报告及媒体沟通纠正非理性定价，10年期与1年期国债利差从低点走阔8BP至68BP[27] 债券市场展望 - 市场参与者从久期策略转向票息策略，活跃与非活跃利率债及信用债利差或将持续压缩[27] - 国债买卖操作将增强部分期限国债交易活跃度，参考日本央行经验[28] - 货币政策转型为利率上行期储备工具，可通过预期引导和买入国债放缓利率上行斜率（2025年美国与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上行20BP与60BP）[29] - 转型借鉴国际价格型调控经验（如美联储前瞻指引），推动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