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现代转型与碎片化 - 经学作为儒学主干形式自晚清瓦解后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和学术领地，裂散为碎片分布在文史哲各学科中[2] - 现代文献学和经学史研究仅对经学材料进行历史清理而非延续传统经学形态，是在西学冲击下的学术重构[2] - "以小学为经学"和"即经学史以为经学"成为学界共识，古典学在文化叙事中取代经学地位[3] - 经学失去信仰根据和权威性，转变为普通历史材料，乾嘉考据的典范意义凸显[3] 古典学对经学的覆盖与重构 - 古典学内容连接清代考据传统但性质完全现代，与西方理念同频共振，消解儒家独尊性[3] - 清代考据学被重新诠释为"实证学术范式"，为现代古文献、历史学、考古学提供思想养分[4] - 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将清代考据学与西方近代语文学并列，认为其方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4] - 梁启超至傅斯年形成的共识将清代考据范式视为中国古典学，成为学科建设主流模式[5][6] 西方古典学的本土化路径 - 西方古典学以古希腊-拉丁文献为基础，强调语言文本考据，与中国小学功夫相似[8] - 中国古典学研究分两路向：严格遵循西方学科规范[10] vs 以西方为参照融合中国传统学问[11] - 后者尝试打破文、史、哲学科壁垒，提出"小三通"（文献学/文字学/古代文学融合）和"大三通"（文史哲融合）[11] 哲学本体论视角的古典学建构 - 伽达默尔阐释"古典"概念具有共时性，强调传统与现实的交织而非历史时序切割[13] - 经学中被科学实证遮蔽的人文主义内容，与古典学原初精神存在契合可能[14] - 解经学中的"自解"哲学意识（以经解经）超越文献考据，需依赖哲学创造形式[14] - 利科的诠释学理论主张通过理解经典文本来扩展自我认知，强调精神性理解[16]

今古文之争的起源与演变 - 今古文之争的根本问题源于两汉时期经学体系的系统性矛盾，这一矛盾在清朝考据学盛行后才充分暴露[1] - 西汉初期五经尚未完全文字化，主要依赖口耳相传的"师法"制度确立权威性，文字化过程在西汉末期基本完成[6] - 西汉末期刘向刘歆父子主持文献整理工作，学术权威判断标准从师法转向文献证据，为考据学诞生创造条件[8] 晚清学者的关键贡献 - 廖平首次系统总结今古文矛盾并提出"刘歆伪造古文经"的阴谋论解释，其《今古学考》被康有为扩展为《新学伪经考》[1] - 康有为未经授权大幅改编廖平理论并出版《新学伪经考》，导致"伪经说"广泛传播并与甲午战败形成共振效应[1] - 蒙文通继承廖平研究提出"文化三系说"，将矛盾归因于儒家/法家/道家文化体系差异，该理论与现代考古学发现吻合[2][4] 历史各时期的处理方式 - 东汉郑玄尝试统一经学但未能根本解决矛盾，类似表面统一军阀的模式[9] - 魏晋至宋明时期佛教兴起导致经学衰退，理学成为主流后经学矛盾被忽视[9] - 清代学者为反对理学空谈重建经学，专注两汉文献研究形成"汉学"，意外揭露郑玄掩盖的矛盾[10] 矛盾本质的理论发展 - 蒙文通理论将经学矛盾转化为文化冲突问题，认为中国文明是多元文化融合产物[2][4] - 现代观点结合考据学证据提出西方文化冲击可能是矛盾根本原因，将问题提升至中西文化冲突层面[10] - 五经体系矛盾至今未获明确解释，但考古学进展为传统文化复兴提供新基础[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