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任期关税政策主要特点 - 政策目标多重，包括增加财政收入、保护国内产业以及作为外交和安全谈判筹码 [2] - 财政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美国2025财年累计关税收入达814亿美元，同比大涨65%，但相较于近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和超36万亿美元国债，收入作用有限 [2] - 产业政策转向通过贸易壁垒和关税施压，促使制造业和高科技公司回归美国，不同于拜登时期的补贴政策 [2] - 政策手段超越经济范畴，例如以关税威胁哥伦比亚在移民问题上妥协，以及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 [3] - 已实施关税政策主要分为三类：对特定贸易对手（如墨西哥、加拿大加征25%，中国加征10%后增至20%）、行业关税（钢铁铝关税从25%提至50%，汽车关税25%）以及对所有国家征收最低10%的基准关税 [4] - 政策风格体现“极限施压而又反复无常”，常伴随宽限期、豁免或暂时下调税率等灵活性调整 [5] - 部分投资者采取TACO策略，在特朗普宣布高关税导致市场下跌时逢低买入，押注其最终退缩并在市场反弹时卖出获利 [5] 各方博弈与外溢影响 - 国际社会普遍批评反对，欧盟、加拿大等已采取或威胁采取反制措施 [6] - 美国对中国征收的特定商品关税税率甚至飙涨至245%，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VIX恐慌指数攀升至新冠疫情以来新高 [6] - 5月12日《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布后，双方贸易紧张局势阶段性缓和，市场避险情绪大幅降温 [6] - 关税政策影响机制复杂，产生广泛风险溢出效应，例如影响加拿大、澳大利亚大选选情及政党支持率，进而对加元、澳元汇率产生重大影响 [6] 全球新兴市场货币汇率走势分化 - 部分经济体受严重冲击，货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 [7] - 墨西哥首当其冲，因其2023年跃升为美国最大商品进口国，美国市场占其出口逾八成，贡献贸易顺差超2000亿美元，做空墨西哥比索成为去年四季度“特朗普交易”主要策略之一 [7] - 越南对美市场依赖深，2024年对美出口1420亿美元，占其GDP近30%，面对46%的“对等关税”且无豁免，越南盾在亚太主要新兴市场货币中跌幅居前，不断创历史新低 [7] - 印尼、泰国等多个新兴经济体近期实施降息等宽松举措，以应对关税冲击和经济压力 [7] - 部分与中国贸易紧密的经济体货币表现出较强韧性，如巴西雷亚尔、智利比索、秘鲁新索尔，中国已成为多个拉美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 [8] - 巴西央行有底气多次加息抑制通胀，使雷亚尔成为套息交易中最具吸引力的新兴市场货币之一 [8] 经贸谈判中的汇率议题 - 美国惯于利用汇率问题实施贸易保护，历史上通过“广场协议”及多项国内法（如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2015年《贸易便利化和贸易执法法》）对他国汇率政策进行评判和施压 [9] - 特朗普政府多次指责日本等国通过货币贬值获取贸易优势，暗示或要求贸易对手推动货币升值 [9] - 美国就汇率问题向台湾当局施压，市场传闻要求新台币升值以减少对美顺差，引发寿险公司、出口商等大幅增加套保、结汇操作，形成踩踏，新台币汇率未恢复至谈判前水平 [10] - 中国台湾地区2024年外贸出口4750亿美元，贸易顺差806亿美元，美国首次超过中国大陆成为其最大出口市场，占比23.43% [10] - 新台币和韩元长期被美国财政部列入“汇率观察名单”，需警惕潜在市场风险 [11] 全球资本从美国转向非美 - 特朗普政府政策不确定性使投资者对美国投资环境信任松动，国际资本加速分散风险，呈现从美国流向欧洲、中国市场的趋势 [12] - 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出为142亿美元 [12] - 相较于美元资产多次出现“股债汇三杀”，香港恒生指数年初至今上涨15.8%，德国DAX指数上涨16.0% [12] - 外部资金加速涌入香港金融市场，推动股市并带来旺盛港元换汇需求，4月中旬美元兑港元6个月远期价格下破7.75，5月初港元即期汇率触及强方兑换保证，促使香港金管局注入超千亿规模港元流动性 [12] - 新加坡市场整体保持资金净流入，支持新加坡元汇率稳中有升 [12] - 欧洲方面，德国通过宪法修正案突破“债务刹车”，实施总规模达1.2万亿欧元的财政扩张，提振经济并带来积极外溢效应 [13] - 伴随欧元、瑞郎等货币强劲升值，匈牙利福林、波兰兹罗提、捷克克朗等中东欧新兴市场货币汇率同样取得显著涨幅 [13] 新兴市场货币汇率风险管理路径：银行间外汇市场 -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作为银行间市场核心，通过持续改革创新推动人民币对新兴市场货币外汇交易发展 [14] - 对于可兑换程度较高的货币采用直接交易机制，涵盖港元、墨西哥比索、匈牙利福林等15个币种；对于可兑换程度较低的货币采用区域交易机制，如印尼卢比、哈萨克斯坦坚戈等 [14][16] - 银行间市场为参与者提供多样化产品、优质报价与头寸出清渠道，有效汇聚流动性 [14] - 2025年1—5月，银行间市场达成人民币对主要新兴市场货币外汇交易合计1666.26亿元，同比增长20.83% [14] - 针对部分存在严格外汇管制的币种，建立特殊机制安排实现双边资金清算畅通 [15] - 银企服务平台作为境内首款多银行对客平台，帮助企业实现多银行电子化询价、成交和全流程管理，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15] 新兴市场货币汇率风险管理路径：运用NDF - 差额交割远期（NDF）是一种灵活管理汇率风险的衍生工具，特点为“不交割本金，只结算差价” [17] - 在银行间市场，外汇交易中心上线了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印尼卢比、韩元等外币对NDF交易，业务期限覆盖1天至三年 [17] - 在对客市场，NDF成为商业银行快速拓展币种覆盖、提升服务的有力工具，银行可运用“外币对NDF+结售汇”等组合帮助企业对冲汇率风险 [17] - 实践案例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在新疆自贸区落地对客巴基斯坦卢比NDF业务，中国银行协助完成浙江省首笔埃及镑NDF交易，招商银行推出越南盾NDF对客服务 [17] - 差额交割也适用于外汇掉期、期权等衍生品，可进一步丰富产品序列 [17] 新兴市场货币汇率风险管理路径：发挥大行全球服务能力 - 中资银行国际化步伐加快，稳步拓展在新兴经济体布点，打造境内外一体化经营网络 [18] - 以交通银行为例，截至2024年末在全球设有24家境外分（子）行及代表处，境外经营网点67个，2024年8月其总行在巴西子行开立巴西雷亚尔同业清算账户，成为境内首家推出巴西雷亚尔账户和汇兑业务的商业银行 [18] - 离岸和跨境人民币业务从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延展至更广泛新兴经济体，如非洲的南非、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家相继开通人民币业务 [18] - 中国银行担任南非、赞比亚、毛里求斯人民币清算行，为当地及周边地区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 [18] - 工商银行通过与南非标准银行深度合作，成为在非洲金融服务覆盖范围最广的中资银行 [18] - 银行间市场发展建设有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参与，例如在人民币对哈萨克斯坦坚戈区域交易中，工银阿拉木图、工银标准、哈萨克中国银行作为境外报价行加入，推动市场深化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