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行为转向 - 年轻人消费从追求物质和品牌转向为体验、情绪价值和兴趣付费[2] - 消费行为类似策展行为，关注选择、呈现和拥有的意义，而非单纯购买[2] - 社交平台强化了从“购买物品”到“策展生活”的转变，家被布置成展览空间，日常被编辑化[2] 与日本第四消费时代对比 - 中国消费转型显示出三大相似征兆：从占有到体验、追求情绪价值与兴趣认同、简约和环保意识兴起[5] - 与日本不同，中国的简约与共享是高压竞争下的“精力节能策略”和“财务理性选择”，而非低欲望的稳定[7] - 中国消费行为深度嵌入线上线下的趣缘社群，形成“在社群中寻找自我”的模式，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对消费行为的塑造是颠覆性的[8] 品味竞赛新范式 - 消费竞争从价格、品牌等“硬指标”转向审美、知识、叙事能力等“软实力”[11] - 文化资本的积累比财富资本更困难，可能加固原生家庭的文化阶层壁垒[11] - 社交媒体算法制造“个性化”模板，导致个体策展看似自由实则在有限范本中选择，从物质攀比转向体验与品味攀比[11] 平台与算法的影响 - 平台和KOL垄断了对“美好生活”感觉的解释权，将其转化为可模仿的场景与物品[15] - 算法根据用户行为预测欲望并提供模板，制造了欲望是内心自发产生的幻觉[15] - 生活价值通过被观看、被点赞的外部循环来确认，导致“表演型疲劳”[15] 策展生活的双重性 - 策展生活是个体在宏大叙事失效时夺回生活掌控权的尝试，通过选择构建独特的自我品牌[16] - 负面效应包括对“最优解”的无尽追寻带来的选择负担和焦虑，以及为潜在观众策展所导致的“景观式生存”压力[16] - 策展出的状态需要持续投入精力维护，主体感异化为一项“劳动”，最终导致表演型疲劳[18] 审美劳动与展示性社会 - 社会进入“审美劳动”时代，业余时间的研究、构思、打理等无偿活动被视为个人爱好，劳动属性被掩盖[20] - 生活首要目的有时是为了生成可传播内容，体验价值依赖于记录、编辑和展示后的反馈，从“为了生活而记录”滑向“为了记录而生活”[22] - 展示性社会中文化资本成为新硬通货，平台算法和头部KOL成为定义“何为美好”的新权力中枢，重塑社会欲望结构[25][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