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禁令不合理地限制了未成年人数字权利。《儿童权利公约》明确儿童享有发展权、受保护权与参 与权，为未成年人数字权利构建提供重要框架。未成年人数字权利涵盖数字接入权、自主权、发展权与 受保护权等，当前主流观点认为，对未成年人数字权利不应只重"保护"，更需注重"赋能"。禁止使用社 交媒体会不合理限制其数字权利，易使其在社交层面与时代脱节，不利于人格健全发展，也难以适应快 速发展的数字化社会。 未成年人作为数字时代原住民，社交媒体已成为其获取信息、开展社交的重要载体。据2024年《第6次 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96亿人，互联网普及率 高达97.3%。近期，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出台全球最严未成年人"社媒禁令"，引发广泛讨论。该 禁令初衷虽为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但其实际效果尚待验证，从必要性与可行性来看，既违背数字时 代发展规律，也不符合未成年人成长需求。 其次，禁令阻碍未成年人数字素养提升。数字素养是青少年未来发展的核心素养，而其形成离不开实 践。正如"要学会游泳，必先下水"，未成年人有强烈的社交与娱乐需求，单纯禁令无法消除这一需求， 只会迫使需求转移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