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总体成效 -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发力，对实体经济支持有效有力，并与财政政策紧密配合[1] -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成本处于低位，信贷结构不断优化，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8.7%，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8.4%[2] -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加强，灵活把握公开市场操作以熨平财政税收、政府债券发行等短期波动，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2] 信贷结构优化 - 截至9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达270.4万亿元，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等领域贷款增速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2] - 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已近4万亿元，相关领域贷款增速均超过10%，其中养老产业贷款增速接近60%[2] - 金融支持覆盖主体范围多元，重点包括民营、小微、三农、就业创业、就学助学等经济发展薄弱环节[2] 政策协同与政府债发行 -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协同，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2024年政府债券净融资额已达11万亿元，今年有望突破12万亿元[3] - 通过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大行资本，有效增强了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3] - 政策在促进结构优化、补充金融机构资本等方面有良好基础和实践[3] 下一阶段政策思路 - 政策将保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发挥货币信贷政策导向作用，把握好利率、汇率内外均衡[3] - 加快金融市场制度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3] - 强调短期与长期、稳增长与防风险、内部与外部、支持经济与银行自身健康性四方面关系的平衡[3] 金融总量指标的科学看待 - 随着融资结构变化和经济转型加快，社会融资规模愈发值得关注，需科学看待金融总量指标[6] - 当前人民币贷款余额达27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437万亿元，基数变大后增速下降是自然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一致[6] - 未来要更加注重盘活低效存量金融资源，提升信贷资产质效，观察金融总量应多看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而不仅仅是贷款[6] 货币创造与传导机制 - 基础货币是货币创造的源头，其变动会影响广义货币的创造和派生，但二者并非简单一一对应关系[6] - 货币创造过程复杂，需有企业和居民的融资需求及商业银行的放款意愿和能力，银行购买债券等资产也会派生出广义货币[6][7] - 未来将推进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更加注重发挥价格型调控作用，保持合理的利率比价关系，畅通利率传导渠道[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