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新披露 -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在国家公祭日前夕公布了一段长38分钟的原队员证言视频，揭露了部队利用气象数据实施细菌战和活体实验的罪行 [1] 气象班的职能与“雨下实验” - 七三一部队气象班原成员西岛鹤雄于1938年10月加入，其职责是通过测量风向风速等气象数据，确保野外人体实验达到最佳效果，是进行细菌战实验的辅助机构 [1] - 部队在距离哈尔滨150公里外的安达市设立野外实验场，实施名为“雨下实验”的细菌播撒实验，将被实验者绑在间隔约5米的木桩上，每次约30人 [3] - 实验时，飞机以距地面仅50米的超低空飞行，从弹仓向下喷洒细菌培养液，并强迫被绑在柱子上的“马路大”（被实验者）抬头张嘴承接 [3][5] 实验过程与高致命性 - 实验结束后，受害者被装入冷藏式密闭卡车运回，并被持续观察记录发病症状与病程数据 [8] - 实验中使用的菌液具有高致病性与致命性，曾发生日军军医即使佩戴多层普通口罩仍被感染致死的事例 [8] - 参与实验的看管人员需穿着很厚的防菌服，并用喷雾往全身大量喷洒杀菌剂，但仍不时出现因细菌从口罩侧面侵入而导致的死亡者 [9] - 西岛鹤雄表示自己“经常参与”此类实验 [9] 实验目的与系统性犯罪 - 这些以“科学研究”为名开展的活体实验，实质是日军为实施细菌战而进行的有组织、系统性的武器效能测试 [11] - 实验产生的数据成为日本军医学校、医学界乃至军方共享的“研究成果” [11] - 当时的日本整个医学界对七三一部队的犯罪行为是鼓励、默认甚至加入的，医界、学界全部参与其中，为侵华战争服务 [11] - 七三一部队不仅是一支部队，更是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集团犯罪 [11] 细菌战实战应用 - 七三一部队曾研制伤寒、霍乱、鼠疫、炭疽、鼻疽等50余种细菌，并通过人体实验记录效果，选择最适合的用于实战 [13] - 部队从1939年诺门罕细菌战开始，先后在1940年、1941年于中国南方的衢州、宁波、常德等地发动细菌战，气象班参与其中进行气象测量 [15] - 在昭和16年（1941年）的浙赣作战（南昌作战）中，西岛鹤雄随军参与，部队出动了30到40人的小队，携带大量伤寒、副伤寒、霍乱、痢疾等细菌培养基以及染菌跳蚤 [13][18] - 实战撒布时，飞机弹仓里装着细菌以及很多拆开装入了霍乱、伤寒、痢疾等细菌的炸弹，装置与实验场用的完全一样 [15] - 这支小队的主要任务是在日军地面部队撤退时，在居民区、水井、河流及农田中散布细菌 [18] - 西岛鹤雄认为细菌撒播进行了“好几次” [16] 违反国际公约与国家犯罪性质 - 日本在1925年签署了日内瓦国际公约，完全禁止使用生化武器，但侵华日军依然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无视国际公约 [21] - 七三一部队实施的细菌战，绝非独立的、偶然的暴行，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国家机器自上而下推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国家犯罪 [21] - 这是利用所谓“科学”与“军事必要”伪装起来的、对国际法与人道准则最彻底的背叛 [21] 细菌战的长期遗害与研究目的 - 在浙赣沿线实施细菌战后，浙江地区很多村庄感染了鼠疫、霍乱、伤寒及炭疽，很多老人因此得了“烂脚病” [23] - 细菌战的遗害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23] - 通过对七三一罪证档案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旨在构建完整的细菌战罪行链条，揭露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反人类暴行，达到以史为鉴、捍卫和平、牢记历史的目的 [23]

文章核心观点 - 新华社记者基于新发现的日军1855细菌部队《留守名簿》等档案与证言，揭露了这支与731部队性质相同的细菌部队在北京及华北地区的组织架构、活动地点以及实施细菌战的具体罪行，证实了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史实 [1][2][8] 部队组织与架构 - 新发现的1945年2月28日编写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留守名簿》为“军事极秘”文件，清晰展示了该部队的管理规则、部分班组名称及负责人名字 [2] - 该部队本部位于北京，下属有石门（石家庄）、济南等5个支部，天津、塘沽、青岛等7个派出机构，以及确山、壤城两个分遣班，名簿记录了各机构负责人的姓名和军衔 [2] - 1855部队由当时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下村定指挥，部队长为前军医大佐西村英二，工作部门设有第一课（病理实验）、第二课（制造菌苗）、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 [3] - 《留守名簿》名单超过1200人，其中确认包含部队长“西村英二”、第三课课长“筱田统”以及提供证言的队员“松井宽治” [3] 部队驻地与活动证据 - 1855部队本部及第二课位于北京天坛神乐署及其周边，第一课在协和医院，第三课在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对面的静生生物调查所 [4] - 日本投降后，中央防疫处在天坛院内发现三口分别重达11吨、12吨和13吨的超大消毒锅 [4] - 1950年，工作人员从封存4年多的地下冷库中发现6支以女人名字命名的试管，经培养鉴定，其中5管仍为具有强毒性的鼠疫杆菌 [4] - 历史照片显示有日本军人在天坛神乐署院内手持试管及在老槐树下留影 [5] 细菌战实验与实施 - 原队员松井宽治证言指出，该部队是细菌武器研究所，主要培养鼠疫菌和跳蚤，准备对苏作战 [3] - 根据松井证言，1942年曾通宵生产大量跳蚤运出，并举行过对空实验 [6] - 有资料表明，1855部队于1943年在北京实施过霍乱实验，导致疫情蔓延 [7] - 据《北京崇文区志》记载，1943年8月，1855部队在北平地区进行散布霍乱菌实验，崇文区多地发现大批霍乱患者 [7] - 据1943年《北京地区防疫委员会防疫课霍乱预防工作报告书》统计，截至当年10月底，北京发现霍乱“患者264例，死亡1780例，路倒92例”，但研究者指出该数据为伪政府保守统计，未反映受害全貌 [7] - 研究指出，1855部队还通过其在山东、山西的支部和派出机构在当地实施过霍乱等细菌战 [7] 战败销毁证据 -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队长筱田统下令破坏细菌研究所，破坏工作持续三天三夜，将跳蚤浇汽油焚烧，重要书籍和细菌培养器具也被烧毁 [8] - 有一万个培养跳蚤的汽油罐被卡车运走 [8] - 战后第七天，部队解散，并将“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名册上涂去，所属官兵转入各陆军医院 [8]

1855细菌部队的发现与证实 - 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西山胜夫新发现一份编写于1945年2月28日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甲第一八五五部队 留守名簿》文档扫描件 该名簿清晰地展示了管理业务规则 部分班组名称及负责人名字 [1] - 名簿首页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支部出张所一览表》盖有“军事极秘”印章 显示该部队本部位于北京 下属有石门（石家庄） 济南等5个支部 天津 塘沽 青岛等7个派出机构 以及确山 壤城两个分遣班 各机构负责人姓名 军衔等信息齐全 [1] - 原1855部队队员松井宽治于1950年1月10日在日本《赤旗》报发表证言 证实该部队是细菌武器研究所 主要培养鼠疫菌和跳蚤 准备对苏作战 [2] - 松井宽治的证言与《留守名簿》相互印证 在超过1200人的名单中 “西村英二”（部队长） “筱田统”（第三课课长） “松井宽治”的名字均一一在册 [2] 1855细菌部队的组织结构与驻地 - 1940年2月经日本天皇敕令 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正式成立 代号甲第1855部队 由当时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下村定指挥 部队长为前军医大佐西村英二 [2] - 该部队在北京的本部及下属三课分布如下：第一课在协和医院 本部及第二课在天坛神乐署及其周边 第三课在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对面的静生生物调查所 [3] - 部队表面上从事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 实际工作部门设有第一课（病理实验） 第二课（制造菌苗） 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 [2] - 神乐署正中央的凝禧殿 显佑殿是本部的库房 北侧原民国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被日军用于制造菌苗 并挖有地下冷库用于储存菌苗 [3] 1855细菌部队的活动证据与遗留物证 - 日本投降后 中央防疫处工作人员在天坛院内发现三口分别重达11吨 12吨和13吨的超大消毒锅 [3] - 1950年 工作人员从封存4年多的地下冷库中发现6支以女人名字命名的试管 后经专家培养鉴定 其中5管残留菌种仍具有强毒性 均为鼠疫杆菌 [3] - 天坛公园工作人员展示了两张1855部队相关照片 照片显示日本军人在院内手持试管观察及在老槐树下留影 [4] - 原队员松井宽治证言提及 1942年曾通宵生产大量跳蚤运到外面 并举行过对空实验 [5] 《留守名簿》上找到了负责此事的陆军技师名字——尾崎繁夫 [5] 1855细菌部队实施的细菌战实验与危害 - 有资料表明 1855部队于1943年在北京实施过霍乱实验 [6] - 据《北京崇文区志》记载 1943年8月 1855部队在北平地区进行散布霍乱菌实验 导致霍乱迅速在室内外发生 蔓延 崇文区内多地发现大批霍乱患者 [6] - 据北京档案馆馆藏《北京地区防疫委员会防疫课霍乱预防工作报告书（1943年）》中的统计表显示：当年6月和7月 北京只有3例霍乱感染病例 无死亡报告 8月霍乱病例集中暴发 截至10月底 发现霍乱“患者264例 死亡1780例 路倒92例” [6] - 专家指出 “路倒”指路上“倒毙”之人但未被直接统计到死亡人数中 即使加入路倒者 该死亡数字也非常保守 [6] - 1943年北京地区防疫委员会的34名委员及常务委员中 中国人仅11人 其余23人全是日本人 包括1855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和总务部部长吉见亨 因此伪北平政府公布的数据很可能只是局部或某一时段的保守数字 未反映受害全貌 [6] - 新中国成立后对日本战犯审判时发现 侵华日军通过1855部队在山东 山西的支部 派出机构等还在山东和山西实施过霍乱等细菌战 [6] 日本战败时销毁证据与历史研究意义 -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 队长筱田统下令破坏细菌研究所 破坏工作持续三天三晚 在后院挖坑焚烧跳蚤 烧毁重要书籍和细菌培养器具 [7] - 一万个培养跳蚤的汽油罐被卡车运走 [7] - 战事结束后第七天 破坏工作完成 部队解散 “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名册上被涂去 所属官兵转到各陆军医院 [7] - 尽管日本投降后疯狂消灭证据 但战后80年来 《留守名簿》 《业务详报》以及部队成员的证言等 都在揭示该部队的存在及罪恶行径 [7] - 研究专家西山胜夫表示 日本在战争期间实施的细菌战是不可否认的史实 希望通过不断挖掘敦促政府公开更多信息 并通知更多在册人员或家属加入研究 早日揭开日本细菌部队全貌 [7]

文章核心观点 -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在建馆40周年、新馆开放10周年之际，公布一批日本细菌战新罪证，旨在揭露历史真相，凝聚社会共识，让更多人认清战争的残酷[3][4] - 公布的罪证包括3010页档案、194分钟影像、312张照片、12张明信片、8封信件，为还原侵华日军细菌战暴行提供了关键证据[1][3] - 日本细菌战是一场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医学科学被异化为国家层面的犯罪工具[3][16] 日本细菌战部队体系 - 日本军国主义在海外建立了6支细菌战部队，包括731部队、100部队、1855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9420部队，其防疫给水部在日本投降前已达69支[2][3][7][9] - 731部队是日本侵华期间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大本营，在1937年至1945年间直接操控构建起一个庞大的“防疫给水”体系[3][7] - 所谓的“防疫给水部”表面进行防疫给水工作，实则暗中开展细菌研究、人体实验并实施细菌战，部队人员在防疫给水部、陆军医院、野战医院之间频繁流转，形成严密的协同犯罪链条[9] 新公布罪证内容与价值 - 本次公布的新罪证涉及731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第十四防疫给水部、侵华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等多个犯罪机构[9] - 731部队《身上申告书》记载了759人信息，其中135人在1946年至1951年间被苏联羁押，43人受到审判，为揭露731部队成员的战后行踪提供了重要依据[10] - 1644部队《留守名簿》共两册，一册594页记载2826人信息，另一册464页记录2758名人员信息，其中有13人曾在731部队任职，印证了各细菌战部队之间的紧密关联[13][15] - 8604部队《留守名簿》总计220页，记载了860人的信息，这些队员主要来自陆军各部队补充队和各医院[12] 军医协同与国家犯罪 - 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是731部队的“母体”，731部队核心成员中有18人来自该校，1937年陆军军医学校向731部队转属120人[16][18] - 从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人在731部队“四方楼”被用于人体解剖实验，日军陆军医院参与细菌战部队人体实验的罪行被大量档案和口述证言证实[18] - 1940年吉林农安、大赉地区发生的鼠疫造成数千人死亡，731部队原队员供认此次鼠疫暴发源于该部队实施的鼠疫细菌战，先后对农安进行两次细菌攻击[21] 口述历史与民间证据 - 馆方数十次赴日本跨国取证，采访了数十位731部队原队员，保存了逾400小时的口述影像资料[6] - 原队员须永鬼久太的口述证言还原了731部队的设施环境、少年队的生活管理及参与制作陶制细菌炸弹等细节[23][24] - 从日本民间搜集的《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第23期学生学习纪念相册》、带有“满洲第七三一部队”字样的明信片等物品，是官方文献外还原历史细节的重要补充[27][29][32] 社会影响与纪念意义 -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暑期以来日均接待参观者达9000人次，形似飞机“黑匣子”的新馆外总是排着长队[33] - 今年9月，这些珍贵史料将在馆内公开展出，希望更多人走进“731”，触摸历史，不忘来路[34] - 守护罪证是为了以史为鉴，更好地开创未来，而非延续仇恨[34]

档案捐赠与公开 - 一份名为《波第8604部队留守名簿》的核心档案由日本学者松野诚也捐赠，并于2025年5月14日首次完整在中国广东省档案馆公开 [1] - 该名册是二战后被日本列为军事机密的文件，此前部队组成和人员部署均为重大保密事项 [1] 档案内容与价值 - 名册收录了860名“波第8604部队”队员的姓名，超过战后老兵战友会编纂的名簿人数以及中国学者已查找到的该部队人数 [1] - 档案记录信息详尽，包括成员姓名、出生时间、原籍、编入部队时间、兵役种类、军衔、月工资、入伍时间、亲属信息等 [4] - 名簿还记载了超过一半人员在日本战败前后的去向，包括死亡原因和被中国战犯法庭逮捕的时间等，这是其他细菌部队名册未有的内容 [4] 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 - 华南师范大学学者吴佩军形容该名册为“最权威的档案、最全的人员名单、最详细的人员信息档案、最核心的档案” [8] - 该档案是厘清“波第8604部队”人员构成、机构设置和编制规模的关键史料，有助于梳理其与七三一部队、冈字9420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内外关联 [8] - 通过分析和对照其他日军细菌战部队名簿，可以厘清日军细菌战体系的构成特点，对全面揭示日军罪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8]

历史资料发现与公开 - 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登字1644部队”成员后代竹上胜利在其父遗留的影集和资料中发现部队相关信息[1] - 竹上胜利通过不懈努力于2021年从日本厚生劳动省获得其父从军履历的复印件并确认存在完整版“登字1644部队留守名簿”[4] - 在专家协助下持续向政府申请最终促使厚生劳动省于2024年3月将三支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留守名簿移交至日本国立公文书馆[4] -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于2024年5月14日向媒体公开展示了包括“登字1644部队”“波字8604部队”“波字8609部队”留守名簿在内的多份相关资料[5] 历史调查与认知 - 竹上胜利通过阅读相关报告文学了解到“防疫给水部”表面提供净水实际涉及细菌战和人体实验并开始调查其父经历[1] - 调查过程因细菌战部队属日军秘密部队且战败时大量资料被销毁导致相关信息尤为稀少[3] - 专家西山胜夫指出三支细菌战部队留守名簿被公开意味着否认这些部队存在的说法不再成立[7] - 竹上胜利认为相关部队很可能进行了违反人道的细菌战和人体实验应当反省但日本政府对此一贯态度为语焉不详甚至否认[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