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面对美国极端关税带来的外部冲击，推出万亿级消费刺激政策是当前最合理且可行的应对方案[1] - 扩大国内消费是当前最优政策选择，既能在内需层面稳定经济，又能在外交层面减少贸易摩擦的连锁反应[1] - 长期必须转向内需驱动增长的模式，重点是解决社会保障短板以释放消费潜力[3] 外部冲击评估与应对方案 - 根据测算，美国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约为1.2万亿元，考虑到乘数效应对GDP的影响约为2万亿元[1] - 为应对约2万亿元的GDP冲击，针对消费的新增政策需达到1万亿元以上的量级[1] - 关税冲击本质上是需求冲击，外需下降会加大需求压力[3] - 当前通胀水平很低，无论是扩张性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有很大的政策空间[3] 短期政策建议 - 应通过宏观政策精准托底，对受美国关税重点影响的长三角、珠三角出口企业出台针对性救助措施[3] - 措施包括对受冲击企业和工人提供直接支持，帮助其转向国内市场或渡过难关[3] - 最优先且最见成效的是逆周期政策，通过提高GDP增速带动收入和消费同步回升[5] - 降低政策利率和扩大公共投资是逆周期政策的重点内容[5] - 短期内应尽快推出鼓励生育、都市圈建设和农民工安家相关的政策[5] 长期结构性改革方向 - 长期需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服务业占比等措施释放内需潜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 - 政策重心应向为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未充分享受社会保障的群体（如农民工）倾斜，通过完善其社会保障体系激活内需增长动能[4] - 需要长期坚持的政策包括：提高服务业占比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支出，以及增加对居民的投资分红[6] - 需要伺机而动的政策包括：通过二次分配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6] 消费现状与潜力分析 - 与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低约14个百分点，主要差距来自消费倾向和初次分配收入占比[4] - 消费倾向偏低的可能解释包括高房价、低生育率、农民工安家困难和收入分配差距大等[4] - 消费质量最高的并非一线城市，而是有活力的二三线城市[3] - 城市移民比例较高对增加总购买力有正向作用，但对品牌质量有负向作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