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降息的核心观点 - 美联储于2025年9月18日开启降息周期，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从4.25%-4.50%下调25个基点至4.00%-4.25%，随后在10月29日进一步下调至3.75%-4.00%，标志着其货币政策的重要转折 [1][13] - 此次政策转变源于美国国内经济周期演进与结构性疲软的内生要求，也是应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通胀动态演变与金融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 [1][13] -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不仅影响短期资本流动，更将深刻改变全球货币政策协调机制、资本流动格局与金融治理体系，进入新一轮调整与重塑阶段 [1][6] 美联储降息的深层逻辑 - 美国劳动力市场加速恶化，2025年8月失业率攀升至4.3%，创近四年新高，且疲软态势从制造业蔓延至服务业 [2][14] - 2025年8月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2.2万，远低于市场预期，最近三个月平均每月新增岗位仅2.9万个，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期间的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总数被大幅下修91.1万个 [2][14] - 尽管通胀高于2%的政策目标，但同比增幅已连续5个月下降，2025年8月PCE同比上涨2.7%，核心PCE上涨2.9%，经济面临“类滞胀”背景 [3][15] - 美联储上调2026年PCE通胀预期至2.6%，较6月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但预计到2028年通胀将回落至2%的目标 [3][16] - 美联储内部存在政策分歧，新任理事Stephen Miran主张更激进的50个基点降息，而美国总统通过社交平台公开施压要求“大幅快速降息” [3][16] - 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及全球供应链重构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强化了降息的必要性 [5][17] 货币政策转向的宏观影响 - 随着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和加拿大银行等全球系统重要性央行将进入新一轮政策协调期，可能催生G20框架下的宏观政策协调等新机制 [6][19] - 美联储点阵图显示官员预计2025年年内还将再降息两次，2026年和2027年将各降息一次，2025年底联邦基金利率预期为3.6%，2026年底为3.4% [6][20] - 根据历史数据，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后6个月内，新兴市场平均资本流入规模约占其GDP的1.2%-1.8% [6][20] - 全球债务总额已超过305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外币债务占比显著提升，美联储“降息+缩表”的政策组合将对全球债务格局产生复杂影响 [6][21] - 美联储政策转变后美元指数剧烈波动，同时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持续提升，反映出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发展的长期趋势 [6][22] 金融市场的深度变革 - 预防式降息通过降低贴现率和改善风险偏好利好美股和美债，历史经验显示1995年美联储降息后纳斯达克指数在1995年上涨39.6%，1996年继续上涨28.2% [7][23] - 本次利率决议公布后市场反应剧烈，道指收涨0.54%而纳指下跌0.33%，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呈现V型反转，美元指数振幅达0.77个百分点 [7][23] - 现货黄金在2025年9月16日晚间首次突破3700美元/盎司大关，最高触及3703.13美元/盎司 [7][24] - 2025年上半年外资净增持中国境内股票和基金101亿美元，扭转了过去两年总体净减持的态势，5、6月份净增持规模进一步增至188亿美元 [8][25] - 利率下行环境将推动投资范式转变，有利于成长型股票和高股息股票，但对银行等利率敏感型行业可能形成压力 [9][26] 中国的政策优化与战略选择 - 美联储降息后，中美货币政策周期错位程度缓解，中国货币政策外部约束减少，政策调整灵活性和主动性增强 [10][27] - 当前中、美1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1.08%和4.19%，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1.60%和4.67%，持续的中美利差倒挂要求政策调整时充分考虑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 [10][28] - 在权益资产领域，科技成长板块、金融板块以及高股息红利股等三类板块将尤为受益 [10][29] - 美联储政策转变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战略窗口，可通过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等方式深化国际金融合作 [10][30]

宏观经济政策效率 - 宏观政策边际效率下降与传导机制不畅直接相关 包括微观主体反应速度 显效速度及实施成本上升等因素 [2] - 政策成本包含直接操作成本与间接成本 如过量货币投放可能引发后续通胀风险 [2] - 实现5%GDP增长目标需同时强化政策力度与提升政策效果 [2] 政策协调机制 - 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缺乏协调可能导致"合成谬误" 单项合理政策叠加后整体效果低于预期 [3]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系统思维 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政策统筹协调机制 [3] - 需通过顶层设计将经济与非经济政策纳入一致性评估 避免取向冲突 [3] 传导机制优化 - 财政政策传导依赖收入分配/货币供给/价格等媒介 需深化税改与市场化改革 [4] - 货币政策传导通过利率/信贷/资产价格/汇率等中介变量 需完善央行制度与利率市场化 [4][5] - 需打通从央行到商业银行再到实体经济的完整传导链条 [5] 预期管理 - 主体预期与政策目标背离会削弱政策效果 需通过信心提振改善预期 [6][7] - 政府应加强政策解读与信息公开 保持政策连续性与稳定性以引导预期 [7] - PPI连续30个月负增长 名义GDP低于实际GDP显示存量受损需强力政策打破负循环 [8] 政策工具匹配 - 丁伯根法则要求政策工具数量不少于目标变量数 且需保持独立性 [9] - 当前存在政策目标多元与工具有限的矛盾 需聚焦核心目标并配备独立工具 [9] - 短期逆周期政策需与中长期结构性改革协调 避免阻碍市场化进程 [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