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货币政策框架演变背景 - 1990年代后日本面临长期通缩及经济停滞，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创新[1] - 1998年后通缩持续时间长导致通胀预期下行，改变居民消费心理和企业定价模式[26] - 物价变动板结使经济循环停滞，通胀中枢从1.6%降至-0.1%[26] 超宽松货币政策框架 - 2013-2023年实施量化质化宽松(QQE)、负利率和YCC政策组合[2] - QQE政策目标两年内将基础货币总额提高两倍，2014年CPI同比增速达3.7%[2] - 负利率政策将银行超额准备金分为三层，利率分别为0.1%、0%和-0.1%[3] - YCC政策控制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0%上下，解决负利率带来的金融系统风险[3] 政策效果与挑战 - 2014年CPI增速因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消费税上调回落至0%附近[2] - 长期通缩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下降，潜在GDP增速长期低迷[25] - 日本物价调整频率大幅下降，内外价格差显著低于其他发达国家[26] 利率体系演变 - 2016年负利率政策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控制在-0.1%~0%范围[123] - 2024年3月政策框架调整，取消负利率恢复常规利率操作[122] - 利率传导机制从公定步合转向公开市场操作调控[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