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的结构性权力理论框架 - 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由生产、贸易、金融和信息四个维度的结构性权力综合作用形成 [1] - 结构性权力是隐性和分散的，通过设定规则和标准来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区别于直接施压的联系性权力 [3] -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呈现“东方交易、西方定价、美元计价、期货基准”的格局 [2] 生产结构性权力 - 拥有资源禀赋是基础，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原油储量全球占比70%以上，产量占比一度超过40% [4] - 通过跨境资本控制生产资源，例如欧美大型矿业集团控制和经营全球重要矿产资源 [4] - 提升技术或生产效率可增强权力，例如美国页岩气产量从2000年的110亿立方米增至2024年的8400亿立方米，占其天然气总产量的72% [4] 贸易结构性权力 - 制定贸易规则与政策是重要途径，发达国家通过主导国际贸易组织及协定影响贸易方式和条件 [5] - 主导贸易规模和渠道，例如国际主要粮商垄断约70%的谷物及油料国际贸易 [5] - 控制货物运输可施加影响，例如2024年国际铁矿石进口平均到岸价约110美元/吨，海运费占14%至28% [5] 金融结构性权力 - 成为交易货币是关键，全球大宗商品主要以美元计价结算，美元汇率利率波动影响价格 [6] - 主导国际金融体系，例如西方通过SWIFT系统制裁俄罗斯能源出口，影响全球商品期货市场 [6] - 拥有期货交易所是核心，欧美期货交易所凭借先发优势成为全球能源、金属、农产品的定价中心 [6] 信息结构性权力 - 发布价格信息及数据能影响市场，例如国际能源署2022年4月释放原油储备消息导致纽约WTI原油价格累计下跌超12% [7] - 提供现货基准价格，普氏、阿格斯等报价机构的价格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采用 [7] - 发布市场预测报告可引导预期，例如2010年部分国际投行预测铁矿石长协价将大涨60%以上，影响中国谈判 [7] 全球棉花定价中心的权力变迁案例 - 16至18世纪，殖民经济主导，西欧国家通过联系性权力影响棉价 [9] - 19世纪，英国利物浦凭借工业革命后的生产、贸易、金融和信息优势，发展成为全球棉花定价中心，当时英国加工了全球约50%的棉花 [11] - 19世纪末至21世纪，美国取代英国，通过纽约棉花交易所（现为洲际交易所ICE）的期货市场及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掌握棉花定价权 [12] 提升中国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的有利条件 - 市场规模优势，中国是铁矿石、铜、棉花、大豆等初级产品的最大消费国和进口国 [13] - 国际贸易多元化发展，例如巴西棉花进口占比从不足10%扩大至近40%（截至2024年年底） [13] -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进，截至2025年6月底，中国货物贸易跨境使用人民币结算占比为28.1%，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 [13] - 期货市场建设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9月底，共上市137个商品类期货、期权品种，88个品种向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 [14] 提升中国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的制约因素 - 主要大宗商品产业链两头在外，例如钢铁产业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出口产品附加值低 [15] -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内外有别”，棉花、白糖等品种国内外价格不同，国内价格国际影响力有限 [16] - 期货市场国际化水平有待提升，制度规则与国外存在差异，境外产业企业参与程度偏低 [16] - 信息获取能力和影响力不强，国内机构信息发布以国内市场为主，全球市场信息加工利用能力不足 [16] 提升中国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的建议方向 - 将提升定价影响力纳入战略层面，结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支持企业跨国并购投资，完善战略储备 [17] - 因品施策提升期货价格影响力，针对不同产品类别采取差异化策略，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7] - 建设世界一流期货市场，丰富产品工具，提升产业客户参与度，打造全球一流期货经营机构 [18] - 培育大宗商品产业服务商和资讯机构，支持期现结合，做大做强产业链综合服务商，打造国际性现货报价平台 [18] - 统筹市场开放与安全，推进期货市场开放，配套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服务，加强跨境监管能力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