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标志着政策从产业和供给端规划专项化、系统化转向需求侧，旨在通过多路径、差异化措施提升居民收入，以修复消费能力、扩大内需并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可靠性 [2][3][4] 政策背景与意义 - 政策首次专项化：明确提出制定居民增收计划尚属首次，不同于以往“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提法，具有明确的中长期目标，尤其强调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并计划在2026年制定实施具体措施 [3] - 增收与扩内需的关系：收入是消费的物质基础，2024年城镇非私营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速分别回落至2.8%和1.7%，制约消费能力，推动增收是扩大内需的关键 [4] - 经济基础：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1.9亿户经营主体及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为增收计划提供了实施基础 [2] 增收路径与政策协同 - 收入构成与发力点：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合计占比超过70%，是增收主要抓手，转移性收入占比约18%，财产性收入占比约8% [2][6] - 工资性收入增长：完善就业政策，加大对青年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鼓励有条件企业提升员工薪酬，健全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6][7] - 经营性收入增长：实施积极产业政策和包容性监管，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养老、卫生、文旅、数字经济等服务业吸纳就业潜力 [6] - 转移性收入提升：加大财政在民生领域支出，考虑所得税按家庭计征和抵扣、发放育儿补贴、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6] - 财产性收入拓宽：稳定资产价格，引导保险资金、社保基金、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2][6] - 农村居民增收：完善农产品价格体系，适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稳定农产品价格 [2][6][7] 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措施 - 农业就业群体（1.7亿人，占比23%）：通过稳定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促进增收，避免价格长期负增长，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粮食及其他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7] - 稳定就业群体（3.7亿人，占比50%）：健全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凯茨指数（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比例）健康水平应保持在40%—60% [7] - 灵活就业群体（超过2亿人，占比27%）：将其纳入最低小时工资标准等制度保障范围，推动外卖、快递等行业科学确定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确保正常劳动所得不低于最低工资 [7][8] - 失业群体：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加大政府补贴性培训支持力度，科学动态调整失业保险金 [8] - 退休人口：适当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2023年月均264元，仅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月均水平的7%，需加大财政支持以缩小城乡差距 [8] 配套措施与供给端优化 - 改善消费供给：减少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和隐性堵点，例如优化二手车流通信息透明度、跨省交易牌照障碍及汽车改装制度 [4] - 增加公共服务消费：财政支出持续向民生领域倾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投向教育、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与就业、卫生健康领域的比重持续上升，从传统基建、房地产投资向民生服务投资转变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