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通过回顾陈行甲过去25年从体制内官员转型为公益创业者的个人轨迹，展现了中国社会治理理念从主要依靠行政力量转向探索容纳更多社会力量的宏观变迁 [3] - 陈行甲的转型并非偶然，其“内核是统一”的，无论是从政还是做公益，核心都是“公共服务”和“解决社会问题”，是其公益理想水到渠成的实践 [3][16] - 陈行甲认为成熟的社会治理结构应有“四只腿”：政府、企业、媒体和公益，而当前中国公益这条腿相对薄弱，这成为他躬身入局的空间 [3] - 陈行甲在公益领域的探索，代表了一种从传统“授人以鱼”的慈善模式向“授人以渔”、通过专业工作推动系统性解决方案和制度完善的“公益2.0”模式的转型 [20][22][23] - 陈行甲的经历体现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社会在解决问题方式上的探索，以及从追求发展速度到关注发展质量与人民福祉的内在转向 [3][31] “网红”书记：体制内生涯与转型伏笔 - 陈行甲于1992年进入体制，2001年考入清华大学首届公共管理硕士班，在此接触到公益组织课程知识，为日后转型埋下伏笔 [10] - 2011年至2016年，陈行甲担任国家级贫困县巴东县委书记，期间以重拳反腐和亲民、创新的宣传方式（如演唱宣传歌、高空跳伞）成为“网红书记”，并于201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12][13] - 在巴东期间，他面对当地干群关系紧张、政府公信力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困境，通过其工作，巴东民风出现“几乎180度的逆转”，信访量“断崖式下降” [12][13] - 2016年，在仕途上升期，陈行甲因工作压力罹患重度抑郁，并最终辞去公职，投身公益，将之视为实现埋藏更久公益理想的水到渠成之举 [14][15][16] 公益2.0：探索系统性解决方案 - 陈行甲的公益理念深受清华课程及美国访学观察影响，认识到公益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在解决政府和市场难以覆盖的社会问题上的作用 [18][20] - 他认为公益在中国是“蓝海”，但需超越传统“救苦救难”、直接给予钱物的模式，转向“授人以渔” [20][21] - 2017年，他创立深圳恒晖公益基金会，初衷是探索“因病致贫”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当时中国高达42%的贫困户主要因疾病陷入贫困，在其曾工作的巴东县，这一比例达48.7% [21][22] - 基金会以广东河源儿童白血病为试点，进行“社会实验”，不仅支付医药费，更通过专业评估推动两种关键治疗药物纳入国家医保，使全国患者受益，展示了公益组织作为推动制度完善的“建设性力量” [22][23] - 基金会项目选择标准是“社会痛点”与“机构能力”的交集，目前开展4个项目：“联爱工程”、“读书去看山外面的海”、“知更鸟”计划和“传薪计划” [23] 年薪70万：公益专业化与薪酬观念变革 - 陈行甲2024年从基金会获得的税前总收入约为70万元，远超其从政时收入，他将此敏感信息在官网完全公开 [25] - 他主张公益人应获得体面、合理的报酬，反对要求公益人“用爱发电”的“道德绑架”，认为现代公益是需要复合型专业能力的社会工程，吸引顶尖人才需要相匹配的薪酬体系 [25][26] - 一位认同其理念的捐赠人单独提供大额捐赠，专门用于支付陈行甲及其团队的体面薪酬 [26] - 此举是公益领域从依赖情感到注重专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缩影，回应了公众从关心“钱去哪儿了”到关心“钱花出实效了吗”的信任挑战 [25][26] 转变和延续：角色重构与核心能力 - 从县委书记到公益创始人，是工作逻辑的根本重构：从依托体系授权的公共资源“调配者”，转变为需从零筹集资源、善于沟通和设计项目的“产品经理” [28] - 观察社会的方式从“俯瞰森林”的宏观把握，转变为“细察树木”的微观体感，两者结合构成其设计系统性项目并聚焦服务对象的独特优势 [28] - 其跨界经历赋予稀缺的“转译”能力，通晓体制内规则与社会领域诉求，能在政府与公益组织间扮演高效“桥梁”角色 [1][30] - 其对“成功”的定义不同于体制内的GDP等指标，更多元长期：包括可衡量的直接改变、催生可持续改变（如政策优化）以及修复人的尊严与希望 [30] - 陈行甲正筹备从一线运营转向写作与思考，角色从“管理者”、“创新者”迈向“传承者”，旨在将公共实践沉淀为可分享的经验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