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文章通过一个中国中部普通乡村的微观样本，深入剖析了当前“返乡滞乡”现象的普遍状况、成因及不同年龄群体的差异化处境，并指出该现象是中国经济转型、制造业及城市经济内卷、乡村振兴阶段性停滞等多重问题积累的体现，其应对之策在于持续推进城乡融合、内部循环与乡村振兴，而非退回“唯城市化”或“唯乡村化”的极端路线[6][27][30] 乡村人口结构与“返乡滞乡”现状 - 文章以一个有36户、160多人的中部村庄为样本，按年龄段详细分析了“返乡滞乡”情况[7] - **60岁以上老年群体**：绝大多数已在村中，属于“落叶归根”的自然现象，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返乡滞乡”问题[7] - **50岁以上群体**：多数劳动力已在村里或正从城市退回乡村，处于“返乡滞乡”的过渡阶段，属于客观存在的自然过渡群体[8][9] - **40岁以上壮年群体（75后-80后）**：本地务工与外出务工各占一半，是受经济形势冲击最大、在“返乡”与“滞乡”间摇摆的关键群体，应为政策重点关注对象[9][11] - **30岁以上群体（90后）**：人数呈现断崖式下降，仅6人，多数在外打工，就业质量相较于上一代更多元[13] - **20岁以上群体（00后）**：基本接受大专以上教育，户口和就业在城市，没有“返乡滞乡”情况[13] 不同年龄群体的生计与就业困境 - **50岁以上群体**：因年龄限制、体力下降、数智化能力不足，被城市劳动力市场与“数智时代”双重淘汰，被动“返乡滞乡”[15][16][17] - 在乡村附近从事零工，如锯板厂、养鸡场、种植大户处工作，工资日结，男性每天100元左右，女性80元左右[17] - 最底层工作如扎彩灯，夫妻两人每天共赚五六十元[17] - **40岁以上壮年群体（75后-80后）**：作为家庭顶梁柱，生计压力巨大，就业稳定性差[20] - **打工群体**：在本地或外地（如温州）中小制造企业（如鞋厂）工作，收入仅够基本生存[21] - 本地鞋厂两班倒，每天工作11-12小时，男性月收入约3000元，女性2000-3000元[21] - 温州鞋厂计件工资，平均月收入四五千起，壮年男性稍高，但差别不大[21] - **运输从业群体**：曾为“乡村中产”，现因订单减少、平台压价、成本高企而成为落差最大的群体之一[10][22] - 跑货运者，单子越来越少，利润大降，货车普遍成为负债资产[22] - 跑客运（如网约车）者，收入比打工略强[22] - **乡村创业者**：案例包括养鸡场（生意稳定）和竹艺品加工网店（难以为继），反映乡村创业存在瓶颈[9][23] - **二三十岁青年群体（90后、00后）**：虽较少被动“返乡滞乡”，但受大城市高生活成本压力，回流内地、县域、乡村正成为趋势，他们是乡村人才振兴应重点招引的对象[23][24] “返乡滞乡”现象的宏观背景与成因 - 宏观背景是制造业和房地产、大基建投资的缩减，以及人工替代科技的发展，体系化地冲击了广大农民工的就业和生存[27] - 以前是农业，现在是制造业，已经越来越难养活中国农民[27] - “返乡滞乡”现象是中国经济转型、制造业及城市经济内卷、乡村振兴局部与阶段停滞等问题积累所致[30] - 城市经济不佳、持续内卷，加剧了农民工返乡滞乡情况及大城市人口外流，“救乡村就是救城市”[27] 政策建议与应对方向 - 必须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辩证看待“返乡滞乡”现象，持续推进城乡制度改革，让农民能自主选择流动[27] - 需防止社会发展退回“唯城市化”极端路线，加快推进城乡融合与内循环流动[27] - 需持续盘活乡村生产要素，发展多元化乡村产业，在坚守耕地与生态红线前提下，适当放宽生产要素管制[28] - 针对性制定“返乡滞乡”扶助政策[30] - **对被动“滞乡”的中老年人**：采取基本扶助政策，如福利托底、保底乡村投资，搞活非耕地土地生产要素，鼓励发展老年精品农业[17][30] - **对乡村40岁以上群体**：采取重点扶持政策，核心是帮助其摆脱对低端制造业的简单依附[30] - 提供数智化技术培训，帮助其跟上时代转型[30] - 提供金融扶持政策，鼓励多元化乡村创业创新[30] - 研究和推动乡村现代服务业、农文旅融合发展，摆脱纯二产制造业依赖[30] - 地方政府需转型本地服务，如区域优势产业规划、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等[30] - 根本解决之道在于继续推动城乡融合、内部开放与循环、乡村振兴，以及生产力要素流动与创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