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投资现状与展望 - 1-11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速为-2.6%，全年投资大概率负增长[2] - 投资负增长是对过去长期高增长及部分过剩投资的正常回归，当前中国投资率仍在40%以上，新增资本形成占GDP约43%，显著高于其他国家20-30%的平均水平[3] - 若以30%为合理投资率，则每年可能存在十几万亿元的低效或无效投资，未来“十五五”期间投资增速保持在2%左右已属不错，需接受投资低增长并允许投资率逐步回落[3] - 应扩大有效投资，特别是在算力基础设施领域，需加大投入以在AI时代竞争中不落后，但总量投资已超50万亿元，不宜再快速扩张[3] 消费现状与提振政策转向 - 1-11月消费增速为4%，但10月、11月单月同比增速均低于2%，短期下滑明显[4] - 当前提振消费政策多为结构性政策（如补贴特定商品），可能仅改变消费结构而非总量，提振消费总量需转向总量性政策，核心是影响居民收入和利率[4][5] - 总量性消费政策的关键是增加居民收入，政府应通过发放收入或消费补贴来直接作用，去年和今年消费补贴分别为1500亿和3000亿，但相对于近140万亿GDP和50万亿社零总额微不足道[6] - 建议将财政支出结构从补贴低效投资、生产和出口大规模转向补贴消费，消费补贴应从几千亿提高至上万亿，至少达到GDP的1%（约1.4万亿），并以不指定商品的通用形式发放给中低收入者[6] - 测算显示，1万亿财政资金用于投资的乘数约1.06倍，而用于发放通用消费券的乘数可达3-5倍，能产生3万亿以上的总需求[6] 货币政策的潜在空间与作用 - 货币政策在降息方面仍有较大空间，当前一年期LPR利率为3%[7] - 测算显示，中国非金融企业信贷总额约150-160万亿，降息1个百分点可增加企业盈利约1.5万亿；家庭部门信贷总额80多万亿，降息1个百分点可减少家庭信贷支出约8000亿，相当于发放消费补贴；政府债务近百万亿，降息1个百分点可减少利息成本约1万亿[7] - 美国、日本、欧洲曾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政策，对美国走出次贷危机、欧洲化解欧债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亦可利用低利率帮助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危机[7] - 货币政策应在扩大有效投资和提振消费中发挥更积极作用，包括增加货币投放和降息降准[7] 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与联动效应 - 中国资本市场证券化率（市值/GDP）刚过80%，远低于美国的220%以上及日本、印度的140%左右[8] - 假设2030年（“十五五”末）GDP达170万亿，若证券化率提升至120%-140%，则资本市场市值可达200万亿至230多万亿，较当前刚过100万亿有1倍以上增长空间[8] - “十四五”期间居民储蓄总额从约90万亿增长至162万亿，增加70多万亿，若“十五五”期间有一半资金流入证券市场，可推动市值增长百万亿[9] - 资本市场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百万亿市值增长可能带来二三十万亿的消费总额增长，年均新增需求数万亿，对扩大内需至关重要[9] - 通过深化国有股权划转社保改革（如将划转比例提高至10%-20%），可补充社保基金十几万亿，有望将社保支出占GDP比重提高5-10个百分点，并将农村居民养老金从当前200元/月显著提升[10] - 资本市场可作为传导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新机制，并通过提高投资者回报（如增加分红）来支撑长期增长[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