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需加大扩内需政策力度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核心在于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两新”政策、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并推动投资止跌回稳[1] - 提高居民消费率是“十五五”关键方向，需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增强消费意愿、健全社会保障等多措并举，并需通过设定合理经济增长目标（如5%左右）和积极宏观政策来稳定市场预期、打破悲观循环[4][5][7] - 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约4亿人）对优化需求结构、扩大内需至关重要，需通过优化收入分配、健全要素市场、减轻税费负担等方式提高居民收入[8][9][10] - 保持投资合理增长需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政府投资应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并注重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结合，民间投资则需通过放宽准入、完善价格机制等改革来激发[11][12][13] -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卡点堵点，以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14] 多措并举提升居民消费率 - 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9.9%，与发达国家存在约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使其明显提高[4] - 消费率是动态变化的，受消费、投资、出口增速相对变化影响，例如2025年因投资增速明显回落，预计消费率会较上年走高[4] - 提升居民消费率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提高消费意愿，清理汽车、住房等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解决后顾之忧，健全社会保障体系[5] - 当前消费增长相对低迷的主因是收入增长预期不稳，过去四年多居民储蓄累计增长超过70万亿元，宏观调控需发力改善预期以推动部分资金进入消费或投资市场[6] 稳定预期与2026年政策发力点 - 为稳定市场预期，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建议定在5%左右，以推动经济增长潜力充分释放[7] - 财政政策需保持必要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尤其利用中央政府举债空间扩大政府投资规模[7] - 货币政策在2026年有降准、降息空间，需畅通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7] - 需推进深层次改革，包括制定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健全地方税体系，并加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以改善企业现金流[7] 持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点：建立流动顺畅的劳动力市场；健全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完善直接税体系及经营、资本、财产所得税收政策[9] - 提高分项收入的具体措施：提高工资性收入需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并考虑优化个税制度（如提高起征点、降低边际税率）；提高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需优化营商环境、减轻税费、鼓励上市公司分红；提高转移性收入需加大民生财政支出[9] -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标准为三口之家年收入10万至50万元，约有1.4亿户，对应超过4亿人，该群体消费意愿和能力较强，是服务消费和中高端商品消费的主力，其壮大将推动需求结构变化和内需扩大[10] 2026年提振消费的具体举措 - 继续推行并优化针对汽车、家电、手机等商品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两新”政策）[11] - 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如继续推进育儿补贴[11] - 清理汽车、住房等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提升大城市治理水平[11] - 放宽准入以扩大医疗、教育、文化等服务消费[11] - 落实带薪错峰休假制度，探索错峰、灵活休假机制[11] - 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加快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引领新型消费[11] 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与优化结构 - “十五五”期间需保持投资合理增长，2026年随着重大标志性工程项目落地，投资有望恢复增长[11] - 传统产业（占比超八成）转型升级（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及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仍有大量投资需求[12] - 投资需注重“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结合，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如医疗、教育、养老）的投资布局应跟随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以释放相关需求[12] - 在当前民间投资不足情况下，2026年需适当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并更加注重民生领域[13] -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需：进一步放宽准入，通过政府投资基金引导民企参与重大项目（如核电项目民资入股比重可从20%进一步提高）；完善交通、能源等领域价格形成机制以提升投资收益；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如运力资源调配）[13][14]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 需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以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14] - 重点工作包括：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减少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规范招商引资，加大对地方保护行为的惩处力度；完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及利益分享机制[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