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可负担性危机”的叙事正在富裕国家成为政治焦点，但其定义模糊且部分基于主观感受，可能混淆了真实问题与虚幻焦虑 [3][4] - 尽管日常消费品和能源价格显著上涨，但各收入阶层的工资增速普遍超过了物价涨幅，从实际购买力角度看并不存在广泛的危机 [5] - 真正的“可负担性”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因生产率提升缓慢导致价格高企或供应短缺；二是资产价格（如房产、股票）的涨幅远超工资增长，加剧了财富不平等和“地位性商品”的竞争 [5][6] - 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的理性政策（如简化审批、降低职业壁垒、削减关税）面临政治阻力，政客可能转向价格管制等伪解决方案，反而可能推高物价 [7] - 一旦“可负担性危机”成为深入人心的经济叙事，即使与数据事实不符，也可能被用来为自我伤害的经济政策辩护，形成政策陷阱 [8]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政治叙事与选民情绪 - “可负担性”或“生活成本危机”已成为2026年大西洋两岸的核心政治议题，政客们围绕此议题展开竞选 [3][4] - 选民的情绪存在矛盾：既希望消费价格低廉，又要求高工资；既限制移民，又渴望廉价劳动力；既希望自有房产升值，又期盼子女购房时房价下跌 [4] 物价与工资的实际数据 - 美国一加仑牛奶价格从2019年1月的3美元上涨至当前的4美元，欧洲食品与能源价格也大幅上涨 [5] - 然而，无论在大西洋哪一边，各收入阶层的工资增速都超过了物价涨幅，因此从实际购买力角度看，并不存在广泛的“可负担性危机” [5] 消费结构的历史性转变 - 随着社会富裕，家庭消费支出从商品转向服务 唐纳德·特朗普出生时，美国家庭消费中商品支出占比60%，如今已降至40%以下 [5] - 全球化供应链使商品变得更便宜、更好，但服务业（如理发、托儿）难以实现类似的巨大生产率提升，导致其价格问题凸显 [5][6] - 在欧元区，服务业的“可负担性困境”常表现为受管制的服务（如医疗、住房租赁）供应不足，需要通过排队解决 [6] 资产价格上涨与财富不平等 - 尽管实际工资上涨，但资产价格上涨更快 美国财富/GDP比率已接近历史高点 [6] - 举例说明：若两人年薪相同且均位列收入前10%，其中一人若在十年前继承100万美元并投资于标普500指数，当前资产已增值至约400万美元 [6] - 资产增值加剧了对“地位性商品”（如特定地段的房产）的竞争，对未持有资产的一方构成了“可负担性危机” [6] 政策挑战与潜在风险 - 解决住房、能源价格高企需简化新建住宅和风电场的审批流程，但普遍面临“别建在我家后院”的阻力 [7] - 美国服务业价格被职业许可制度推高，相关从业者激烈捍卫其壁垒 降低关税可抑制通胀，但受保护企业强力游说维持现状 [7] - 在反对自由市场和国际贸易的转向中，推行理性政策变得困难 政客可能诉诸价格管制等伪解决方案，反而使情况恶化 [7] - 2026年美国拟通过减税进行财政刺激，美联储面临降息政治压力 特朗普总统提议用关税收入向纳税人发放2000美元支票，这种“对进口加税再发钱购买”的组合可能推高物价 [7] 叙事的力量与政策陷阱 - 经济叙事一旦深入人心便难以扭转，即使数据不支持 例如，过去十年“蓝领被精英抛弃”的叙事被用来为一系列自我伤害的经济政策辩护，尽管无大学学历工人的实际工资自2016年以来持续上涨 [8] - “可负担性危机”的叙事存在成为下一个“感觉真实”但事实并非如此的故事的风险，并可能被用来辩护有害的经济政策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