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物价（CPI与PPI）自2012年以来长期面临下行压力，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并叠加了当前由房地产下行周期引发的有效需求不足 [8][9][15][17][19] - 要促使物价合理回升，关键在于扩大内需，且政策重心应从扩大投资转向促进消费，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实质性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并需克服收入结构固化、年轻人就业率偏低及房地产周期下行等“刚性”难点 [40][44][49][52][55] - 借鉴日本“通缩循环”的教训，应对物价长期低迷需要实施力度足够大且持续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仅靠货币政策难以奏效 [26][38][48][55][56] 中国物价长期低迷的历程与根源 - 此轮物价低迷周期始于2012年5月，PPI首次步入负值区间并持续了4年零5个月，至2016年10月才转正 [8][9] - PPI长期为负的原因包括：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在2011年出现历史性拐点；2009年大规模基建刺激政策的效应在2012年消退；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快速上升，从2004年的8.6%升至2012年的22.3%，但全球消费者数量相对减少 [9] - 为稳增长，地方政府杠杆率从2011年末的16.3%升至2015年末的23.9%，投资扩张加剧产能过剩，随后在2015年下半年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2] - 2016-2017年供给侧改革推动PPI转正，但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末PPI再次转负 [14] - 2021年因全球供应链中断，中国出口份额创新高，PPI大幅回升，但2022年后随着海外供应链恢复及国内需求偏弱，PPI再度进入负区间 [15] - 从2012年至2025年的13年间，中国PPI为负的时间约8年半，产能过剩是根本原因，近三年出口价格指数累计下降17.5%，远超国内CPI和PPI降幅，表明出口高占比部分依赖“以价换量” [15] - 2022年10月开始的PPI下行与以往不同，标志是居民部门从“扩表”转为“缩表”，进入房地产下行周期，表现为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叠加，例如白酒量产从2016年的1358万吨估计降至2025年的不足400万吨 [17] “凯恩斯循环”理论与日本的教训 - “凯恩斯循环”（节俭悖论）指在经济悲观预期下，个人增加储蓄的理性行为会导致总需求下降、企业生产萎缩、国民收入减少，最终使总储蓄不增反降，形成通缩循环 [21][22] - 日本自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陷入长期通缩，2024年人均GDP按1994年不变价格计算比30年前下降33%，是“凯恩斯循环”的典型体现 [26] - 日本应对通缩存在三大问题：初期对泡沫破灭冲击的估算过于乐观；央行降息迟缓，官方贴现率从1990年8月的6%降至1995年9月的0.5%；财政政策在扩大支出与财政整固间摇摆，且大量公共资金投向偏远地区基建，未能有效拉动私人消费和投资 [26][27] 当前中国扩大内需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 当前中国总储蓄额仍在增加，但投资和消费增速下降，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估计为4%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为负 [29] - 投资出现负增长的核心原因是产能过剩导致投资回报率过低，覆盖不了成本，例如城投资本回报率中位数持续回落，基础设施投入越多，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越大 [31][32] - 地方政府普遍热衷于投资，因其是“快变量”且能立竿见影地拉动GDP和税收，但从全国看，集体扩大投资会导致供给远大于需求，加剧产能过剩和债务负担，形成“合成谬误” [35] - 疫情后（2020年后）中国宏观杠杆率水平持续上升，而美国、日本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杠杆率出现下降 [37] - 要让物价回升，应在需求端发力，通过促就业、增收入来促消费，并稳楼市、股市以稳预期，扩内需应以扩消费为主导 [29][40] - 当前消费低迷的三大原因：就业人口薪酬增速下降（2024年平均工资涨幅仅1.7%）；收入结构固化（40%的中高收入家庭长期占据约70%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房地产下行周期带来还贷压力和预期偏弱 [40][43][44] - 收入结构固化背后存在初次分配（如城乡收入差距）和二次分配问题，中国个税占总税收比重仅6-8%，而美国接近50%，且缺乏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等税种 [44] - 物价长期低迷也影响企业盈利，2024年三季度万得全A的年化净资产收益率中位数仅4.6%，而标普500接近20% [44] 政策建议：财政“剂量”与改革方向 - 中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充足，因政府拥有巨大资产，截至2024年末，国有企业（不含金融）总资产达401.7万亿元，净资产109.4万亿元，国有土地总面积5.2万亿公顷 [48] - 促消费需要“大剂量”财政支持，核心是提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并缩小收入差距，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 [48][49] - 需降低失业率以促进物价回升，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吸纳就业，美国服务业就业占比超80%，中国仅50%左右，但服务业发展需以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为前提（中国2024年为29.8%，美国约12%） [52] - 提升服务业规模和消费需巨额财政转移支付先行支持，仅降低行业门槛不够 [52] - 稳预期需“稳楼市”，因楼市是居民财富主要配置渠道，但实现该目标同样需要大规模财政增量支出 [52] - 让物价合理回升的三大“刚性”难点：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偏低、年轻人就业率偏低、房地产长周期性走弱 [55] - 必须防止物价低迷长期化，需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研究扩大财政支出的“剂量”，并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