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通过分析36个重点城市2024年财政决算数据，揭示了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不同城市的财政支持力度和结构差异，反映了区域发展战略和财政资源配置的倾向性[2] - 财政转移支付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无偿拨付的资金，主要用于解决地区财政不平衡问题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体系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4] - 直辖市获得的上级补助收入总量遥遥领先，重庆以2491.65亿元位居第一，凸显了其在全国财政分配中的特殊地位[5] - 不同城市获得的上级补助收入类别和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支持重点的不同，如哈尔滨、武汉等城市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而广州则以税收返还为主[7] - 部分城市如南京的转移性支出远大于转移性收入，体现了其作为财政净贡献者的角色[8] - 中央和省份加大了对下级的转移支付力度，部分城市决算数相较预算数有大幅提高，例如上海市的中央财政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决算数完成预算的142.5%[11]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背景 -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引入了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各地将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列为上级补助收入[4] - 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以及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从2009年起，地方上解收入也纳入税收返还[4] - 转移支付体系构建起“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的框架，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为目的，由下级政府统筹使用，专项转移支付用于办理特定事项[4] 各城市上级补助收入总体排名 - 4个直辖市获得的转移支付遥遥领先，重庆(2491.65亿元)、北京(1834.31亿元)、上海(1188亿元)和天津(883.62亿元)均超过800亿元[5] - 7个城市上级补助收入超过500亿元：哈尔滨(799.33亿元)、武汉(786.88亿元)、广州(635亿元)、西安(573.25亿元)、杭州(564.69亿元)、长春(555.09亿元)和合肥(540.37亿元)[7] - 6个城市属于“400亿级”：深圳(494.60亿元)、成都(457.70亿元)、昆明(434.40亿元)、郑州(424.38亿元)、南宁(418.03亿元)和沈阳(405.84亿元)[8] - 7个城市属于“300亿级”：长沙(393.91亿元)、贵阳(370.09亿元)、青岛(363.94亿元)、呼和浩特(318.68亿元)、南昌(318.52亿元)、济南(311.05亿元)和大连(307.95亿元)[8] 转移支付结构差异分析 - 哈尔滨、武汉和长春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据份额最大，2024年分别获得620.53亿元、509.56亿元和467.25亿元，显示对这些城市的财力支撑更大[7] - 广州以税收返还最多，2024年体制性税收返还收入296.7亿元，显示对经济发达地区的激励更强[7][8] - 广州市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59.1亿元，下降21.7%，专项转移支付收入79.2亿元，增长38%，主要原因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产业扶持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8] 特殊案例分析 - 南京市2024年获得的上级补助收入为254.73亿元，在36个城市中排名第32位，但其上解上级转移支出为434.45亿元，转移性支出远大于转移性收入[8][9] - 上海市中央财政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预算数为833.8亿元，决算数为1188亿元，完成预算的142.5%，高于预算主要是中央增加下达基建投资、节能减排等补助资金[11] - 武汉市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预算数分别为314.1亿元和57.3亿元，最终决算数为509.56亿元和136.23亿元，主要因中央和省增加对社保、产业等领域支持[12][1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数据来源于各市2024年财政决算报告，单位统一为万元，上级补助收入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等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性收入[3][4] - 直辖市的转移支付全部来自中央财政，其他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上级补助收入则包括中央和省级财政[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