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宏观背景与发展逻辑 - 数字经济推动下，中国网民数量从2004年不足1亿增长至2025年的11.2亿，其中2006-2015年是增速最快的十年，深刻重塑了社会经济生活[2] - 金融作为链接经济主体的线索，其服务触角随着科技浪潮深入普通居民，信贷已成为中国居民生活中的组成部分[2][8] - 2024年中国不含房的狭义消费信贷余额达21.7万亿元，在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连续下降的背景下，对居民杠杆率形成了托举作用[8] 网络助贷行业市场规模与格局 - 互联网金融助贷规模在2024年达到3.5万亿元，市场集中度CR5高达76%，头部平台包括蚂蚁、字节、京东、度小满和美团[1][17] - 行业规模在2022年经历约3000亿元负增长后，2023-2024年恢复连续增长，2024年净增约4000亿元[15][17] - 在狭义消费信贷结构中，银行信用卡占比从2019年的51%降至2024年的40%，而互金助贷占比从15%回升至16%[15] 用户需求与客群特征 - 基于5285人调研，借新还旧与大额消费用户构成行业深度客群，其需求及信息敏感度存在差异[1] - 疫情以来，定价在18%以上的次优贷款在狭义消费信贷中占比从2021年底的11.3%上升至2024年底的12.6%，显示更多用户从超优贷款平台迁移至次优平台[11] - 当信贷成为居民日常，业务便产生惯性，科技使原本得不到金融服务的人群获得信贷渠道，并与平台形成强绑定生态关系[10] 助贷业务模式与核心能力 - 主流业务模式包括增信合作与分润合作，增信合作通过担保等措施弥补资金方风控不足，分润合作则体现助贷机构向轻资产模式转型[23] - 平台核心竞争力体现在获客能力、风控能力与资金获取能力三方面，成本差异主要源于资金成本、获客成本及风控相关成本的控制[25][26] - 差异化风险定价能优化客群结构，避免优质用户流失，并为高风险用户匹配合理利率，同时塑造专业品牌形象[27] 监管环境与新规影响 - 助贷业务监管常态化，核心方向包括推动银行自主风控、加强持牌经营要求、规范定价机制及约束出资比例等[37] - 2025年4月发布的助贷新规强调总行集中管理、白名单机制与综合成本披露，意图在防风险、护权益与促创新间寻求平衡[41] - 新规导致24%以上业务的综合融资成本难以维持以往35.9%的水平，预计下降1%，同时资金成本上升1%-2%，催收成本与坏账损失提升1%-3%，整体利润率预计下降3%-6%[43] - 新规前预计2025年底24%以上业务规模达10254亿元，新规后预计降至8306亿元，降低19%，其中腰尾部平台余额预计降低27.7%[48][49] 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 面对监管，平台需转向24%以下业务或拓展多元金融服务，24%以下市场将有更多机构和资金方进入，客户来源主要是原24-36%区间中风险较低的用户[54] - 典型腰部平台最多15%的业务量可接入不低于23.5%年化利率的信贷，头部平台最多25%的量可转移，其余需通过高成本投流获取好客户[54] - 在特殊时期，助贷模式通过融合监管的稳定性与市场的灵活性，承担了稳定金融市场的历史使命[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