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十五五”规划强调发展与安全并重，完善金融体系、优化资本市场、增强市场稳定性是关键，引导“耐心资本”进入市场是提升长期韧性和抵御风险的重要路径 [1] - 当前中国耐心资本发展滞后，症结在于前沿科技领域存在传统估值模型难以弥合的信息不对称，战略科学家作为“关键少数”，其个人信用是穿透信息壁垒、承载“科技信用”的人格化载体 [1] - 深刻理解并构建战略科学家的赋能体系，是破解耐心资本供给不足、重塑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底层逻辑、实现“科技—金融”良性循环的现实选择，对建设科技与金融强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1] 战略科学家的作用机制 - 降低投资风险，优化资本配置效率：战略科学家凭借学术积淀与前沿洞察力，在项目遴选与价值评估中形成关键信用标识，降低耐心资本的投资风险与决策成本，引导资本精准投向底层技术与长期研发领域，破解“投早投小”的风险顾虑 [2] - 构建中国特色科技信用体系：构建包括关键节点科技信用评估和战略科学家体系在内的科技信用体系，依靠战略科学家建立符合中国创新生态的评价标准，破解信息不对称，形成新型举国体制下的项目甄别与价值发现机制，引导资本支持核心技术攻关与战略性新兴产业 [3] - 形成自我强化的资本供给生态：战略科学家引领的高质量项目能形成“科学家信用—技术创新—资本回报”的正向循环，通过提升项目成功率和加速产业化来改善耐心资本的风险收益结构，吸引社保、保险等长期资本参与，缓解科技创新与资本供给的结构性矛盾 [3] 科技信用的本质与战略科学家的角色 - 科技信用的本质与融资市场失灵：科技信用是科学技术在社会、资本市场与政策制定者心中建立的信任，是配置科技创新资本的特殊能力，旨在将一般资本转化为科技资本、长期资本转化为耐心资本 [4] - 技术迭代加速导致科创企业与投资者间信息鸿沟扩大，传统估值模型失效并引发逆向选择，优质科技企业因缺乏抵押资产和现金流不确定，在传统风控中被误判为高风险，根源在于缺乏将科技信用有效显化并传导至资本市场的制度化机制 [4] - 战略科学家的三重信用转化角色：战略科学家被定义为能从战略层面把握科技发展方向、推动科技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科学家，其作用机理分为三个层面 [5] - 科学成就信号化：以重大原创性成果为技术可行性提供最强保证，例如奥本海默的学术声望是曼哈顿计划获得巨额政府投入的关键理由 [5] - 组织与协调能力：具备跨领域整合创新资源与金融资本的独特能力，降低研发与融资的不确定性，例如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开创了“技术声望+股权期权”的硅谷范式 [5] - 共识形成与政策影响力：深度介入政府、资本市场与舆论场，推动形成支持科技创新的社会共识并争取制度性支持，例如埃隆·马斯克通过赢得NASA合同获得政府信用背书，进而撬动巨额风险资本 [5] 美国科创企业融资特征与启示 - “亏损—融资”悖论：美国科创产业存在显著特征，即大量企业在长期亏损状态下仍能持续获得资本市场强力支持，形成“烧钱—融资—再烧钱”的创新生态 [6] - 根据佛罗里达大学Jay Ritter教授统计，2024年成功IPO的美国科技与生命科学公司中，盈利的分别仅占21%和11%，远低于其他行业54%的平均水平 [6] - 美国资本市场存在约300家“僵尸独角兽”，这些公司成立超过十年、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但长期未盈利且缺乏清晰盈利前景，仍能获得新融资 [6] - 硅谷防务集团2025年“国家安全百强”名单显示，100家顶尖国防科技初创企业中，有34家成立于2015年及以前（存续超10年），虽一直亏损但在一级市场获得多轮融资 [6] - 这一现象背后是美国以股权融资为主导的逻辑，其高风险、高收益的匹配机制契合科技创新规律，核心支撑机制正是被战略科学家所显化的“科技信用” [6] - 美国科技史的三类典型模式： - 政府主导型：如曼哈顿计划，奥本海默凭借其科技信用，使政府愿意在极度不确定的科研方向上投入天文数字资金，计划在三年内从理论走向实战 [7] - “军用转民用”型：如英特尔与硅谷范式，诺伊斯与摩尔凭借声誉和“摩尔定律”的叙事，开启集成电路商业化并确立“风险投资+战略科学家科技信用”的硅谷范式 [8][9] - 私人科创公司引领型：如SpaceX，马斯克通过赢得NASA约2.78亿美元的COTS项目资助获得政府信用背书，进而撬动后续119亿美元资本市场融资 [10] - 如OpenAI，首席科学家苏茨克维作为深度学习权威是公司科技信用的核心来源，其技术路线推动了GPT系列突破，为公司获得数百亿美元估值奠定基础 [10] - 核心启示：战略科学家是科技信用的载体与放大器，是连接科学发现、资本投入与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中介，他们通过将抽象未来价值转化为当下可感知的信用信号，引导资本跨越不确定鸿沟，为培育耐心资本提供可行道路 [11] 构建中国科技信用体系的政策建议 - 建立国家战略科学家识别与赋能机制：建议成立“战略科学家委员会”，制定认定标准，聚焦颠覆性前沿科学、国家安全与产业关键赛道、重大民生科技三大领域，除国家体系评选的科学家外，从产业界遴选30名到50名经市场验证的战略产业科学家，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12] - 创新财政金融协同的“尽职调查”体系：借鉴NASA的COTS模式，建立“政府领投、市场跟投”机制，政策性机构组织专家对战略科学家项目进行深度尽调，形成《技术可行性评估报告》与《里程碑任务书》作为公共知识产品，政府资金采取“后补助”方式以共担风险 [12] - 设立科技信用增级专项基金：设立不直接投资的“科技信用增级基金”，为社会资本投资经认证的战略科学家项目提供劣后级担保（按投资额一定比例），发生损失时优先承担，以降低社会资本风险感知并提升投资意愿 [13] - 改革国有金融机构激励约束机制：出台政策明确对经认证项目的投资亏损，只要流程合规则不予问责，建立5到7年的长周期考核机制以匹配研发周期，对业绩突出团队允许“超额收益分成”作为奖励 [13] - 营造科技信用评估市场化生态：支持设立国家级“科技信用评估中心”，由战略科学家、产业专家、投资人共同持股，专注评估技术路线战略价值、团队能力与赛道优势，出具实行“署名负责制”的评级报告作为参考依据 [13] - 构建跨部门协同的政策支持框架：建立“科技信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财政、科技、产业、金融监管政策，对经认证企业给予“一揽子”支持，包括专项股权投资计划、无抵押信用贷、税收优惠、上市审核绿色通道、跨境投融资便利化、依托高校设立博士点等 [14] - 强化科技信用的社会传播与共识形成：依托媒体与智库宣传战略科学家的成就与价值，每年举办“国家科技信用峰会”并发布年度报告，将科技信用理念纳入领导干部培训体系，形成尊重科学、信任科学家、宽容创新失败的社会氛围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