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德国激进的能源转型政策，特别是由绿党主导的弃核、退煤及推动可再生能源，导致国内能源成本飙升、电力供应不稳定，严重削弱了其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引发了产业外流和去工业化趋势 [5][8][10] - 德国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和化工等支柱产业，因高昂的能源成本而遭受重创，表现为工厂关闭、裁员、破产潮加剧以及工业产值收缩，同时德国企业正加速将产能投资转向中国等成本更低的国家 [20][22][23] - 德国的政策执行存在矛盾与低效，例如在淘汰先进燃煤电厂的同时保留老旧煤电、反对核电却进口法国核电、追求供应链“去风险化”却无法摆脱对中国光伏产品的依赖，这些加剧了其能源与产业困境 [6][12][16] 能源政策与转型 - 德国在2025年3月炸毁了仅运行6年、耗资30亿欧元的先进莫尔堡超超临界燃煤电厂，该电厂碳排放比传统电厂低25%，此举被指是出于政治象征意义的“能源自杀” [3][5][6] - 自2011年福岛事故后，德国决定在2022年前完全弃核，导致核电份额被煤电填补，2022年煤电占比反弹至33%，碳排放不降反升 [8] - 德国通过《退煤法》计划在2030年前彻底淘汰煤电，并将2030年可再生能源目标设定为占总发电量的80% [10] - 2024年德国62.7%的电力生产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中风电和光伏发电占比约7成，但风电和光伏无法提供稳定电力，需依赖天然气调峰 [14] - 德国居民用电价格在过去几年平均上涨了四分之一，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一半，工业电价约26美分/千瓦时，是中国的近四倍、美国的三倍 [14][20] 政策矛盾与执行障碍 - 德国保留了大量老旧煤电厂，仅因莫尔堡电厂“太先进”而被拆除，以确保“反煤”立场的政治正确性 [6] - 在德国，运输风力涡轮机叶片需要150项许可，官僚主义导致制度低效，联邦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积压了约20000份运输许可申请 [10][12] - 德国修订《可再生能源法》鼓励使用“欧洲制造”光伏组件，但欧洲本土产能仅占全球不到5%，多数项目仍被迫采购中国组件，仅通过“欧洲组装”规避审查，导致光伏成本上升15–20%且装机速度放缓 [12] - 德国绿党政府反对核电，但在俄乌战争导致天然气短缺后，却大量从法国进口电力，而法国78%的电力来自核电，这被德媒批评为“用德国钱包补贴法国核电” [16][18] - 法国计划重启位于德法边境不到1.5公里处、事故记录最多的费斯内姆核电站，以满足德国电力需求 [16][18] 制造业与产业影响 - 2023年德国GDP下降0.3%，是G7国家中唯一萎缩的经济体 [22] - 2024年第三季度，德国工业产值收缩4.3%，汽车产业暴跌18.5% [20] - 2024年上半年，有11900家德国企业破产倒闭，该数字在去年破产潮基础上又增加了10% [20] - 德国工商大会调查显示，每两家德国工厂就有一家已经或正在计划外迁 [20] - 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计划永久缩减在欧洲的生产规模，关闭德国本土部分产能并裁员2600人；米其林轮胎关闭两家德国工厂，将德国公司规模缩小三分之一 [22] - 德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长期低于50%的荣枯线，表明制造业处于收缩状态 [22] 企业外迁与对华投资 - 蔚来汽车欧洲副总裁表示，因德国电费太贵，在德国生产电动车成为一种奢望 [23] - 巴斯夫在中国湛江投资100亿欧元建立一体化基地；宝马在中国东北建立数字化工厂；大众将全球制造研发中心放在中国安徽 [23] - 德国已成为全球投资（搬迁）中国的最大来源国，江苏太仓聚集了大量德国制造企业 [25] - 德国企业现在的口号是“在中国、为中国”，反映了其战略重心转移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