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安德森的投资哲学 - 核心观点是自上而下的“变化观”，认为金融市场长期最大的误区是将世界默认为一个会自动回归均衡的系统，而真正决定长期回报的是少数技术、组织形态和产业结构发生非线性跳变的“远离均衡的时刻” [4] - 投资重点在于理解变化从何而来、如何扩散，以及最终会将哪些公司推到何种规模，而非解释下个季度或押注美联储的利率变动 [3] - 寻找的是“独一无二的例外”，而非“更好一点的平均”，伟大的公司各有独特之处，而平庸的公司则相似 [6] - 强调认知多样性，其思维方式与芒格的多元学科思维模型异曲同工 [7] 对伟大公司与领导力的看法 - 理解变化之外，更看重公司执行拥抱变化蓝图的能力，即对“远见型领袖”的重视 [5] - 承认寻找颠覆者的命中率不高，失败会像风投一样频繁，但真正的颠覆者能在起点就把未来当作“开放式命题”来经营，愿意以极长的时间跨度投入、试错和扩张 [5] - 以亚马逊和杰夫·贝索斯为例，指出长期价值的核心往往来自当时让利润表难看的决策，而非某个季度的超预期表现 [5] - 通过公司创始人对思想、制度和文化的深度好奇心（如美团创始人王兴询问爱丁堡启蒙运动）来识别“伟大公司的气质” [7] 对基金管理行业的批判 - 认为基金管理行业在结构上已“坏到无法挽回”，变得日益“向内看”，衡量方式沦为与基准和同行比较的相对排名游戏 [16][17][33] - 指出行业的初衷应是帮助可能改变世界的公司成长，提供资本、耐心和支持，从而推动社会向前，但这种目的感正在丢失 [17][18][34] - 提出一个关键的长期事实：在英国和美国，几十年来，企业在公开市场回馈给股东的钱（通过回购和派息），比它们从公开市场融到的钱还要多 [18][35] - 批评市场已变成一台“把钱转一圈再分回去”的回收再循环机器，而非“把钱变成新公司、新产能、新创新”的创造机器 [18][35] - 认为过度股票回购、派息过多以及投资不足（尤其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是严重问题，企业因公开市场的短期压力，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能立即看见回报的回购和分红，而非需要长期视野的实质性投资 [19][36] 对投资工具与公司历史的看法 - 高度评价投资信托（特别是苏格兰抵押投资信托）这一工具，认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投资自由度和灵活性，并能以较低成本将专业能力提供给个人投资者 [13][14][28][29] - 提及苏格兰抵押投资信托的早期历史，例如其在1929-1930年的年报中关注董事会任命而非华尔街动荡，并认为加拿大、阿根廷比美国更值得关注，这些历史背景耐人寻味 [12][27] - 指出柏基在1970年代末的一个重大错误：未能让最出色的投资人麦克斯·沃德专注于其最擅长和投入的美国市场，而是让其负责英国市场，这限制了苏格兰抵押和柏基的发展潜力 [14][30] 个人背景与认知形成 - 拥有牛津大学历史专业背景，认为这段经历以及后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约翰·霍普金斯项目的经历，塑造了其世界观 [10][25] - 在博洛尼亚的项目中，与来自约四十个国家的人交流，第一次体验到同一件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释，这极大地激发和拉起了好奇心 [11][26] - 对比在牛津“沿着一条直线”在既定框架内学习，海外经历迫使其停下来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这种认知多样性对其投资工作至关重要 [11][26] - 因其历史背景，对中国投资环境和决策文化有较深的理解甚至赞同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