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学重建的背景与动因 -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出土典籍类文献增多，学界对先秦两汉典籍形态及流传过程的认识加深，同时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早期典籍辨伪研究日益暴露自身局限 [1] - 经学解体后，仿西学分科置学的近现代学科体系及培养机制，与传统中国典籍及文化的综合性之间矛盾日益显现，促使越来越多学者呼吁重建中国古典学 [1] - 重建中国古典学的主要目的是建成更适用于古典时代文化研究的“统合性”学科，并培养与之相适应的“复合型”人才，以区别于近代以来的专门化分科 [1] - 近十余年来出现的各式高等研究院，可被视为古典学重建的尝试形态之一 [1] 《尚书》学研究范式的历史演变 - 以经学时代和后经学时代为界线，《尚书》学研究范式变化明显，差异根源在于前者以《尚书》的神圣性与真理性为前提，后者则更强调价值中立，将其视为单纯的分析对象 [2] - 经学时代的研究范式可粗略分为汉唐经传注疏、宋明义理阐释、清学考据辨伪三种历时类型 [2] - 近代中国学术从“经世之学”转向“分科设学”，《尚书》被纳入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等现代学科框架，此过程始于晚清，在科举废除（1905年）与新文化运动冲击下，经学逐步瓦解 [3] - 近代《尚书》学可粗分为三派：延续清儒考据传统的传统派、引入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材料的新证派、以及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质疑篇章真实性的古史辨派 [3] - 上个世纪后半叶，《尚书》学研究进一步系统化，出现一批代表作，研究融入地理学、天文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展现出跨学科拓展的新面貌 [3] 21世纪以来《尚书》学研究的新范式 - 21世纪以来，《尚书》研究重点转移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互证、跨文化文明比较以及经典意义再生产等方面 [4] - 新范式具体表现为四个方向：学科本位方向上的精细化探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的突破、全球视野下跨文明比较方法的深度使用、以及“制度—载体—仪式”的整体性考察开始替代单纯文本研究 [4][5] - 代表性研究包括傅道彬教授的《“六经”文学论》、程鹏万的《简牍帛书格式研究》、程浩的《有为言之——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等 [4] - 跨文明比较研究案例如比较《洪范》《吕刑》与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的法治观念，比较西周金文“册命体”铭文与古埃及《亡灵书》仪式文本功能等 [5] - “制度—载体—仪式”的整体性考察方法，摆脱了传统经学神圣化阐释的路径依赖，同时规避了古史辨派“证伪至上”的极端怀疑论，通过引入社会学视角，将《尚书》文本视为制度实践与政治建构的产物 [5] - 近十年的研究不再纠缠“真伪”“学派”之争，转而通过技术革命、物质回归、文明对话、经义重释，使《尚书》从“上古史料”升维为理解人类早期文明建构机制的新经典文本 [5] 数字人文时代《尚书》学研究的方法论革命 - 《尚书》学研究的新动向同古典学重建对综合性、跨学科的需求完全一致，需要整合折中诸种研究传统，并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研究新局面 [6] - 数字人文时代的新范式正在实践中建构，例如利用文本数字化与智能校勘构建《尚书》多版本语料库，并利用NLP技术自动比对异文 [7] - 新研究手段包括运用文本挖掘、GIS地理信息系统、社会网络分析等技术对《尚书》文本进行量化研究，例如建立词汇数据库可视化核心概念的历史语义变迁，通过GIS复原《禹贡》山川地理体系，分析简牍时代文本传播网络等 [7] - 数字人文方法使经典文献转化为可计算、可验证的结构化数据，实现宏观规律与微观证据的结合，逐步完成从“文献考据”到“数据实证”、从“文本封闭”到“语境开放”、从“孤军奋战”到“跨学科协作”的研究范式转变 [7] - 在数字人文方法深度介入下，《尚书》学研究已开始方法论革命与问题意识更新，形成以数据驱动、跨学科协作、可视化呈现为核心的新范式，使研究从“解释经典”转向“描写经典何以成为经典”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