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学科建设 - 金岳霖于1926年9月被聘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在学生建议下推动成立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其教学目的在于培养接受过哲学专门知识教育的哲学家[7] - 清华大学哲学系创立之初，金岳霖开设了“论理学”、“西洋哲学史”和“西洋哲学问题”三门课程，课程教材围绕文恩的《符号逻辑》、梯利的《哲学史》以及斯波耳丁的《新理性主义》，使该系成为中国哲学界研究新实在论和现代逻辑的中心[8] - 在1934至1935学年的“哲学系学程一览”中，课程设置明显体现金岳霖的影响，强调逻辑课程在哲学系的突出地位，并注重哲学论证方法，以补救中国原有哲学“多重结论而忽论证”及逻辑不发达的不足[9] - 金岳霖对逻辑与哲学的学科性质有深刻理解，其哲学观念和方法推动了20世纪30年代哲学研究领域的“清华学派”形成，该学派核心观念是逻辑[9] - 金岳霖在哲学学科建设方面的具体贡献集中体现于1935年出版的《逻辑》一书，该书较完整地介绍了罗素和怀特海《数学原理》中的逻辑演算，并对传统逻辑提出批评[9] - 在金岳霖建立的哲学体系中，逻辑的观念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没有逻辑的观念就没有他的《论道》和《知识论》，他对“逻辑和哲学的观念”的践行为哲学学科发展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方案[10] 新实在论哲学体系 - 金岳霖的哲学体系主要由《逻辑》、《论道》和《知识论》组成，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新实在论哲学体系，其原创性思想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1] - 金岳霖指出，中国哲学家缺乏发达的认识论意识和逻辑意识，导致表达思想时显得芜杂不连贯，而他的哲学体系旨在应对这一挑战[11] - 1935年，金岳霖出版《逻辑》一书，以《数学原理》为基础，第一次系统地把现代逻辑引进中国，主张数理逻辑应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客观上促进了数理逻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的深入发展[12] - 1940年，金岳霖在《论道》中阐释，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是“道”，他应用现代逻辑为“道”等概念做了理智上的了解，建立起一个从“道是式—能”到“无极而太极是为道”的独特的形而上学体系[13][14] - 在《知识论》写作中，金岳霖广泛系统地讨论了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批评了笛卡尔以来的“唯主方式”，并提出知识是“以得自所与的意念还治所与”，用意念的摹状和规律学说来解决休谟提出的问题[14] - 金岳霖的哲学体系是应用现代逻辑方法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克服了古代中国哲学中“逻辑和认识论意识不发达”的问题，他坚持认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16]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和分别 - 逻辑基础问题是金岳霖哲学体系中贯穿始终的问题，研究的是关于逻辑本身的系统的哲学基础[17] -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逻辑学科发展受苏联影响，部分哲学理论工作者对“形式逻辑”加以否定，金岳霖亲自参与并推动了相关讨论，力主“逻辑讨论需允许不同学派发声”[17][18] - 1961年，金岳霖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为逻辑学科的科学性和独立价值辩护，相关讨论把传统的形式逻辑与唯心主义及形而上学剥离开来，使其扎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18] - 在1961年重版的《逻辑》一书前言中，金岳霖提到了“逻辑的客观基础”这个根本性问题，并谈及《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形式逻辑底客观基础”问题[18] - 1960年，金岳霖发表《论“所以”》一文，明确提出“‘所以’的最后根据是客观规律、客观必然性”，其直接根据是判断的断定，并将“所以”、推论建基在“历史的事实”和“思维的可能”二者之中[19] - 金岳霖对逻辑基础问题的回答体现了“逻辑和历史底统一和分别”，即“所以”、推论接受“思维的可能”这一条件，但“不完全为这个可能条件所支配，它是历史的条件决定的，它是在历史的条件下体现思维可能的规律的”[20] 哲学家与哲学合一 -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金岳霖哲学体系的出发点或立场，他在《论事实》一文中分析，所有事实都是固有，即“天人合一”[21] - 金岳霖认为中国山水画有形而上学或哲学背景，其根源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山水画的中心问题是意境，意境体现了认识内容与认识对象的合一[22] - 金岳霖提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最高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是主体融入客体，或客体融入主体，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23] - 金岳霖提出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哲学家的事业是继续不断地修养自己，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23] - 金岳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哲学家，哲学对他而言不单是一个观念模式，同时是内心中的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就是他的自传，他用学术人生生动诠释了哲学家与哲学的合一[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