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度哮喘疾病演进轨迹研究 - 基于丹麦全国真实世界数据的研究，通过长达26年的回顾性随访与轨迹聚类分析，首次系统识别出重度哮喘患者在接受生物制剂治疗前存在的三种典型疾病演进轨迹 [1] 三类疾病演进路径特征 - 慢性重度型：占比26%，患者呈现持续高炎症负荷特征，中位病程长达35年，肺功能损害最严重，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中位数仅64%，骨质疏松症、骨折、肥胖症等与糖皮质激素暴露相关的合并症发生率显著更高，就业率最低 [2] - 渐进起病型：占比35%，体现为阶梯式加重的病程模式，中位病程26年，约50%患者在启动生物制剂前2年升级至高剂量或更高剂量吸入性糖皮质激素，肺功能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中位数67%，合并症负担中等 [2] - 近期突发型：占比39%，以短期快速进展为核心特征，中位病程仅5年，生物制剂治疗前3年仍有不足50%患者接受吸入药物治疗，10年前该比例仅为10%，患者相对年轻，烟草暴露更多，但肺功能损害最轻，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中位数75%，43%患者基线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80%，合并症患病率最低 [3] 疾病轨迹与治疗预后关联 - 三类轨迹患者的临床缓解率呈现显著梯度差异：“近期突发型”患者缓解率最高，达32%；“渐进起病型”为29%；而“慢性重度型”缓解率显著偏低，仅17% [3] - “慢性重度型”患者缓解率低下的关键障碍在于肺功能难以恢复，仅32%的患者能实现肺功能正常化，而“近期突发型”这一比例高达56% [4] - 三类患者在急性发作减少、口服糖皮质激素减量及症状改善等疗效维度无显著差异，提示肺功能不可逆损害是限制“慢性重度型”患者达到完全缓解的核心瓶颈 [4] - 研究提出“too late”哮喘概念，定义为生物制剂治疗12个月后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80%且合并至少2种糖皮质激素相关合并症，该类患者在“慢性重度型”中发生率高达56%，在“近期突发型”中为39% [4] 早期干预的临床与经济学价值 - 研究模拟显示，若将生物制剂治疗提前5年启动，每位患者平均可减少1.91g口服糖皮质激素使用；在54,121人的模拟队列中，可避免1,975例死亡、减少157,700次医疗就诊，获得18,000个质量调整生命年，并节省3.36亿英镑的直接医疗成本 [7] - 一项针对亚洲重度哮喘患者的Ⅲ期临床试验显示，本瑞利珠单抗显著降低基线血嗜酸粒细胞计数≥300/μL患者年化哮喘急性发作率74%，在治疗早期即可改善哮喘症状和生活质量，且疗效持续至48周，同时显著提升吸入支气管扩张剂前1秒用力呼气容积 [8] - 另一项Ⅲ期临床试验显示，美泊利珠单抗可降低临床显著哮喘急性发作率65%，同时有效改善患者肺功能及生活质量评分，并延长了首次临床显著急性发作、需住院和/或急诊就诊的临床显著急性发作的发生时间 [10] 行业治疗理念的转变 - 研究核心临床启示在于，为重度哮喘的精准干预提供了明确的时间窗口与策略方向，推动重度哮喘治疗理念的重要转变：生物制剂不应仅作为常规治疗无效后的“末线选择”，而应向“早期策略”前移 [6] - 对于处于“近期突发型”或“渐进起病型”早期阶段的患者，及时启用靶向药物，其意义远超单纯症状控制，可从炎症上游抑制气道重塑与合并症发生，延缓肺功能加速下降，最终改变疾病演进方向 [6] - 研究证实，在疾病早期识别轨迹并适时启动靶向干预，或有助于减缓不可逆损伤、改善长期预后，为重度哮喘的精准化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新的循证参考，并推动临床实践从“被动控制”向“主动干预”逐步转变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