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基础研究是国家竞争力的源头，企业基础研究决定产业优势的长久性，必须将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4][6][7] - 当前国际竞争前移、科技与产业边界模糊、企业角色升级三大趋势，使得企业深度参与基础研究成为提升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的关键选择 [4][8][11] - 企业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发生趋势性转变，将其视为核心竞争力资产进行内生化经营，并在新范式研究中具备原始贡献能力 [5][14][15] - 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6.9%）相较于美国（约18%）、法国（超过20%）等科技强国仍偏低，企业基础研究支出仅占其研发支出的约1%，存在投入不足、预期不稳、风险难分担、组织能力不足等短板 [17][18] - 为推动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建议从纳入国家战略、完善激励与风险分担机制、构建产学研协同平台、改革人才供给与评价导向四方面着手 [5][21][22][23] 基础研究重要性凸显的三大趋势 - 国际竞争加速向基础前沿前移：大国竞争焦点从单点技术优势转向底层理论、关键机理、核心算法、重大科学装置等更深层次能力 [4][8] -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边界更加模糊：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周期显著缩短，基础突破能迅速外溢至工程实现和产业化，产业发展瓶颈也倒逼基础研究突破 [4][10] - 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角色正在升级：企业是最贴近需求、场景和成本的主体，且在一些前沿领域（如AI）的算力、数据、工程平台与人才集聚能力上正超越科学界 [4][11] 企业基础研究的新模式与新变化 - 定位转变：从外部供给到核心竞争力资产：企业开始将基础研究内生化、体系化经营，视为可复用的能力体系，例如IBM的2nm制程技术背后是器件物理等长期积累 [5][14] - 能力提升：具备原始性贡献并改写速度：企业在“新范式基础研究”上做出原始贡献，如AlphaFold推动“AI for Science”成为新科研基础设施，其数据库在2024年已覆盖超过2.14亿条蛋白序列结构预测 [5][15] - 投入结构变化：资源向长期化、体系化前沿研究倾斜：例如，Alphabet（谷歌）2024年研发费用达493.26亿美元，研发强度约占营收的14%；强生2024年研发支出约172.32亿美元；辉瑞2024年用于内部研发项目的投入约108亿美元 [16] 国内外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案例 - 国际案例：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引爆信息产业革命 [8]；Moderna与BioNTech基于mRNA基础研究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不到一年即完成疫苗开发，全球mRNA治疗市场预计从2024年的196.8亿美元增长至2034年的426.4亿美元，十年复合增速约8.28% [9]；罗氏支持的巴塞尔免疫学研究所是由药企全额支持并给予充分学术自由的长期实验 [16] - 国内案例：华为2011年整合成立“2012实验室”作为战略研究机构，高薪聘请数学家做基础研究，助力从2G到5G的算法崛起 [17]；比亚迪成立基础科学研究院，并向基础研究延伸 [17]；比亚迪曾与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合作，开展锂电正极材料研究，突破材料瓶颈 [10] 中国基础研究现状与短板 - 国家投入结构：2024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R&D）约3.6万亿元，研发强度2.7%；基础研究经费2500亿元，占比6.9%，虽在改善但仍偏低，对比美国（约18%）、英国（约17%）、日本（约12%）、法国（超过20%）仍有差距 [17] - 企业投入行为：企业是研发投入主力，但基础研究支出仅约200亿元，占企业R&D支出约1%，基础研究经费来源中企业占比不足10% [18] - 政策与能力卡点：企业因短期财务压力、资本市场考核等预期不稳而不愿投；缺乏长期资本和风险分担机制而没钱投；前沿判断、跨学科组织等能力不足而不会投 [18] - 国家推动处于破题阶段：例如2025年6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签署，首批4家民企以出题人身份参与，但能长期稳定投入、形成体系化能力的大企业仍不多 [19] 推动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建议 - 纳入国家战略任务体系：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等建立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任务清单和组织机制，对战略性强、周期长的研究方向完善长周期支持方式 [21] - 完善激励与风险分担机制：优化财税激励政策，探索对重大原创突破实行后补助；用政府采购、首购订购形成初始市场预期；发展耐心资本，健全风险补偿机制 [21] - 构建产学研协同平台与机制：以重大应用场景和共性关键问题为牵引，推动科研机构与企业从“单项合作”走向“长期共同体”；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从“以学术用户为主”拓展为“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同使用” [22] - 强化人才供给与评价导向改革：推动高校院所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和联合培养；完善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长周期评价体系，突出原创性；国家人才计划等要更重视企业基础研究人才和成果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