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首席投资官亨利·冈萨雷斯认为，全球气候行动正从承诺转向落地，ESG投资理念的普及和投资者需求的变化正推动投资决策模型从“风险-回报”转向“风险-回报-可持续性”[1][3][4] 尽管面临ESG被政治化、中小企业融资门槛高等挑战，但绿色气候基金通过创新的资助模式和广泛的伙伴协作，在撬动私营资本、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项目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并期待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全球低碳转型[1][11][14] ESG投资理念的演进与市场动态 - 投资者需求正在升级，不仅关注财务风险与回报，还希望了解投资对实体经济、环境及社会基础设施的潜在影响，年轻投资者和女性投资者的参与加速了这一转变[3] - 大型金融机构的调查显示，投资者对了解其投资的实际影响力抱有明确兴趣，这使得将ESG要素整合进投资决策变得至关重要[3] - 投资决策模型需要从简化的“风险-回报”模型转向“风险-回报-可持续性”模型，以应对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和人口结构变化等长期风险[4] - 若不纳入ESG要素，可能导致“搁浅资产”风险，并阻碍创新与增长的可持续性[4] - 尽管美国等地出现ESG被过度政治化的现象，导致部分金融机构退出相关承诺，但许多投资者仍长期坚守ESG理念，例如有大型资产所有者因贝莱德未兑现ESG承诺而撤资数十亿美元[5][21] - 亚洲市场呈现积极趋势，家族办公室和大型主权财富基金（如阿布扎比的主权财富基金）正开始向ESG原则靠拢，将ESG与收益对立的二元论调已非主流[6][22] 中小企业与ESG整合的挑战及路径 - 中小企业是经济体的支柱，但不能将适用于大型企业的ESG框架直接套用，需要为其提供切合实际需求的工具[7][23] - 中小企业在治理（如遵守劳动法）、供应链管理及社区参与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且多数为具有长期导向的家族企业[7][23] - 为中小企业整合ESG时，应避免因不必要的报告要求增加其负担，制定灵活、适用的标准至关重要[8][24] - 许多中小企业通过私募债和私募股权融资，在此领域应用ESG标准的方式与公开市场不同，私募投资者可通过进入董事会提供深度见解并关注执行过程[8][24] - 对于欧盟简化披露法规的“综合一揽子方案”，观点认为欧盟分类法是完善的标准但需调整，追求完美可能阻碍进步，标准应更具灵活性并包含清晰的问责机制与核查[9][25] - 实施ESG可采用渐进式整合体系，从初级标准开始，随着机构能力提升逐步提高要求，并确保报告问责透明且最好能接受外部核查[10][26] 绿色气候基金的运作、成效与挑战 - 绿色气候基金已运营10年，承诺投入193亿美元自有资金，并以此撬动了总计790亿美元的资金[11][27] - 基金已在140个国家开展了300多笔交易，其中约36%投向私营部门，其余投向公共部门，地域分布上，36%投向非洲，32%投向亚太，22%投向拉丁美洲，10%投向中亚[11][27] - 基金在三轮筹款周期中已筹集近300亿美元，并计划在2023至2027年间投入106亿美元，2024年有望承诺投入超过30亿美元，创下纪录[11][27] - 基金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以最具催化效应的方式运用资源，其使命是按赠款当量计算，将一半资金用于气候减缓，另一半用于气候适应[12][28] - 具体挑战包括：确保项目支持各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确保项目产生变革性影响，聚焦测试新技术和新模式；调动更多私营部门资源；确保覆盖最脆弱的人群和社区[12][28] - 基金作为全球最大的多边气候基金，与超过150个合作伙伴（包括银行、非政府组织、政府、多边开发银行等）开展合作，通过合作伙伴来实施项目[12][28] 新兴经济体与中国的角色 - 在最新一轮资金补充中，绿色气候基金已收到来自35个不同来源的捐款，其中包括新兴经济体，期待更多大型经济体参与[13][29] - 发达国家因其历史碳足迹有责任支持转型，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不会免除发达国家的责任，但能强化整体行动力度[13][30] - 中国在碳目标、可再生能源、绿色债券及南南合作等领域做出了坚定承诺，并目标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14][31] - 绿色气候基金已认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资质，并正与部分中国投资者探讨联合投资，与亚投行沟通将其投资锚定在太平洋、中亚等重点国家[14][31] - 合作探讨包括技术转让、南南合作、联合融资及研发等领域，中方认为中国可支持绿色气候基金开展更广泛的全球项目规划，而不仅是国内项目[15][32] - 通过联合投资，有望将资金、技术和专业知识引入非洲、太平洋岛国等中国同样关注的重点地区[1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