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贵州百灵实控人与纾困方华创证券始于2019年的合作已演变为诉讼纠纷 暴露了股权、财务与控制权上的多重矛盾 为A股市场的股权变更与纾困模式敲响了警钟 [1][5] 治理结构风险 - 华创证券最初以财务投资者身份进入并承诺不谋求控制权 但后续逐步委派人员进入董事会及管理层 甚至一度掌控公司公章、财务章及关键子公司运营权 被指控严重干扰公司正常经营决策 [2][6] - 实控人姜伟持有的公司股份已100%被质押 且面临多笔债务违约风险 公司治理陷入纾困方深度介入与实控人财务承压、话语权旁落的“双头博弈”状态 [2][6] 财务与经营风险 - 公司2023年归母净利润亏损4.15亿元 且因财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 股票自2024年5月起被实施ST处理 [3][7] - 导致公司“戴帽”的财务问题 部分源于华创证券派驻高管举报自身分管业务 凸显内部治理已演化为公开冲突 [3][7] - 华创证券被指多次阻挠公司引入包括四川发展、山东信托等在内的战略投资者 导致公司未能通过股权融资缓解债务压力 形成“纾困—僵持—经营恶化”的恶性循环 [3][7] 法律与监管风险 - 华创证券诉请姜伟方面偿还纾困本金、利息及违约金共计超17亿元 姜伟则提起反诉 要求华创证券按约减持股份并赔偿股价损失 [4][8] - 2025年12月初 姜伟因涉嫌内幕交易、信息披露违法等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为纠纷解决再添变数 [4][8] - 纾困基金原定于2022年至2024年间分期退出 但因双方在回购、减持、支付等方面各执一词而陷入停滞 纾困机制几乎完全失灵 最终演变为长期诉讼与资产冻结 [4][8] 行业警示 - 该案例暴露出当前上市公司纾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权责不清、角色冲突与机制缺陷 如何明确纾困边界、保障公司治理独立性与股东权益平衡是亟待思考的课题 [4][8] - 对于投资者而言 股权结构复杂、实控人高质押且陷入治理僵局的公司 往往隐藏着远超财务报表的深层风险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