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AI生成内容（如换脸、盗播）的滥用，正在模糊真伪界限，对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构成严峻挑战，亟需在法律、监管、平台规则等多方面重新划定创新与滥用的边界，寻找平衡之道 [1][4][16] AI生成内容标识制度的局限与挑战 - 国家《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已实施，要求AI生成内容必须标识，但现实中“AI李鬼”现象仍时有出现 [4] - 强制标识制度主要约束合规服务商，但难以阻挡利用境外工具或自建系统以逃避监管的“绕路者”，它解决的是“可识别的合规源头”，而非“不可追踪的灰色源头” [4] - 标识制度落地难的原因有三：AI技术特性使监管溯源难度指数级上升，不法商家可低成本快速生成并规避标识；平台监管存在技术和机制局限，多为事后处理，速度追不上AI造假；维权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对侵权者缺乏威慑力 [4][5][6] 平台在AI治理中的责任与行动 - 平台面临责任边界的争议：是秉持被动的“避风港原则”（通知-删除），还是坚持主动的“红旗原则”（提前识别阻断） [7] - 随着AI识别技术成熟，平台若技术上能够识别筛查却未采取必要手段，可能被认定为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尤其是当平台参与算法推荐和内容分发时，责任应前置，从“避风港”走向“安全舵手” [7] - 平台方表示持续强化AI水印识别、人脸深度伪造识别模型，并进行聚类分析与算法封堵，2024年以来已累计清理涉滥用AI技术的仿冒名人视频十万余条，处置违规账号1400多个 [6] - 对于“酷似者”等灰色地带，平台以场景和意图为判断标准，重点打击具有误导性的内容（如假冒名人带货），并采用“AI审核+人工复审”机制对“虚假人设”账号进行分级处罚 [10] 法律界定与侵权认定标准 - 判断肖像权侵权的关键在于“可识别性”，而非完全复刻，只要综合特征（如五官、声纹、体态、妆造等）组合能让公众误以为是特定自然人，即可能构成侵权 [8] -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为侵权认定提供了法律依据 [8] AI治理的路径与体系构建 - AI治理应走向“包容审慎、分类分级”，对高风险应用（如无标识的名人仿冒带货）明确红线并执行显著标识、可追溯、误导禁止、跨平台联合惩戒等措施；对低风险、公益导向的创新场景则动态评估 [10] - 治理目标是“以可控换可用”，通过可验证的技术手段与可执行的制度安排，换取有益创新的自由 [11] - 当前分散的监管格局（涉及市场监管、网信、公安等部门）易产生执法空隙，需建立高效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与执法标准互认，长期则需通过更高位阶的人工智能立法明确权责与衔接规范 [12] - 地方立法（如北京、上海、深圳探索AI管理条例）可作为国家AI治理的“压力测试场”，为顶层设计积累样本，降低试错成本 [12] 协同共治与社会参与 - AI治理需要监管部门、平台、用户和社会的协同共治 [15] - 提升公众的“AI识读力”至关重要，这不仅是识别能力，更是一种理性使用AI的社会能力，有必要纳入学校教育并通过媒体持续普及 [13] - 标识制度是“他律”，公众识读力是“自律”，教育与媒体传播需同步发力，伦理机制也应发挥先导约束作用（如“AI复活逝者”需取得近亲属明示同意） [14] - 平台正探索在用户端强化“AI识别提示”，帮助公众判断，并致力于以更高标准、更精准技术切断有害信息的利益链条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