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线规范与主要发现 - 基线规范测试了行政自由主义、立法自由主义和完全自由主义对死亡率的边际效应，首选规范包含地点和人口健康控制、县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县特定线性时间趋势[1] - 对于全因死亡率，滞后的行政自由主义在统计上显著负相关（P<0.05），一个标准差增加与过去4年全因死亡率下降0.2%相关，相当于每10万人减少约2例死亡，平均每年减少5000例死亡[2] - 对于全因死亡率，滞后的立法自由主义在首选规范中呈统计上显著负相关（P<0.10），一个标准差增加与死亡率下降0.1%相关，但在控制收入不平等后不再显著[4] - 对于短期死亡率，滞后的行政、立法和完全自由主义在大多数规范中均呈统计上显著负相关（P<0.01），一个标准差增加分别导致短期死亡率降低0.8%、0.6%和0.6%，相当于每10万人减少0.8-1.0例短期死亡[7] - 分解分析显示，从低于中位数自由主义县转向高于中位数自由主义县使全因死亡率降低0.0005个对数点，缩小平均对数差距约1.0%；反向转变使死亡率增加0.006个对数点，缩小差距约12.0%[8] - 对于短期死亡率，从低自由主义转向高自由主义使死亡率降低0.003个对数点，解释2.9%的平均对数差距；反向转变使死亡率增加0.015个对数点，解释16.7%的差距[8] 异质性分析：种族、性别与时期 - 分析按种族（黑人或白人）和性别（男性或女性）分组，并跨越三个时期（1968-1984年、1985-2000年、2001-2016年）进行异质性检验[11][12] - 在整个样本期内，未发现意识形态对任何人口群体的全因死亡率有统计上显著影响，但对所有人口群体的短期死亡率均存在统计和经济上显著的影响[16] - 同期行政、立法和完全自由主义降低了黑人女性和白人男性及女性的年龄调整短期死亡率，幅度从黑人女性的3.5%到白人女性的4.0%再到白人男性的5.5%[16] - 在可卡因流行时期（1985-2000年），对所有人口群体均发现统计和经济上显著的影响，同期完全自由主义一个标准差增加导致黑人男性和女性年龄调整死亡率分别下降7%和9%，白人男性和女性分别下降5%和4%[17] - 在同一时期，滞后的自由主义也是除黑人女性外所有群体短期死亡率的重要决定因素，滞后的完全自由主义一个标准差增加导致黑人男性死亡率下降20%，白人男性和女性分别下降7%和8%，相当于该时期平均每10万黑人男性减少67例短期死亡[17] 意识形态衡量与分布异质性 - 使用对应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第二维度衡量意识形态时，结果与基线结果定性相似，但对全因死亡率的负面影响估计值更大，且严格外生性假设似乎被违反[20] - 经济意识形态比社会意识形态对死亡率的影响更大，这与经济结果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一致，但使用社会议题相关的政治意识形态时，严格外生性假设问题更突出[20] - 分位数回归显示，对于全因死亡率，自由主义在较高分位数处更有益（或危害更小）；对于短期死亡率，自由主义在低分位数处最有益[22] - 自由主义通过在对全因死亡率较高的地方产生更大的相对改善来缓解各地区在全因死亡率方面的不平等，但由于在对短期死亡率较低的地方产生更大的相对改善而加剧了短期死亡率方面的不平等[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