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线思维下的文明演变及体制韧性
经济观察报·2025-12-24 10:24

长线主义的内涵与实施挑战 - 长线主义着眼于百年乃至千年的历史尺度,关注文明的演化、国家体制的韧性以及社会的长期繁荣与兴盛 [2] - 现实中,由于选民和股民更关注短期利益和即时回报,长线理念的实施面临重重障碍 [2] - 落实长线主义需要唤醒选民和股民的长线意识,并将长线元素系统地纳入社会契约以及企业领导人的绩效考核体系之中 [1][2] 两希文明的演进与影响 -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概念,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希腊、希伯来、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独立发展,为人类文明奠定基础 [4] - 希腊和希伯来文明融合形成的“两希文明”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思想和科学革命 [4] - “两希文明”通过将人类从“教权”和“王权”中解放出来,催生了现代化(现代教育、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等)和现代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 [5] 从“教权”的解放 - 人从“教权”的解放始于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教会权威的禁锢,社会发展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 [7] - 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标志着宗教改革开始,催生了基督教新教 [7] -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宗教自由和国家主权原则,现代民族国家应运而生 [8] -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的“天职观念”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8] - 科学革命复兴了希腊的理性及科学精神,与宗教改革相互影响,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 [8] 从“王权”的解放 - 希伯来文明存在对“王权”的体制性约束,形成“律法之治”,君王权力受到托拉法度的限制 [10] - 1215年英国《大宪章》第一次通过法律限制封建君主的绝对权力,确立“王在法下”原则 [10] - 洛克和孟德斯鸠提出了分权理论,发展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以实现权力制衡 [10] - 启蒙思想家推动了人类思想解放,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和法国《人权宣言》(1789年)先后问世,“三权分立”理论在美国实践落地 [11] - 自由、理性、平等、博爱、科学、民主和法治等启蒙价值成为人类主流价值观,为现代教育、国家、市场经济、金融体系及企业制度的形成奠定基础 [11]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相互作用 - 现代化推动了科学技术进步和现代教育普及,催生了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变革,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 [11] - 现代性诞生了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理性、科学、民主、法治等一系列价值观念,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断催生创意与创新 [12] - 现代化与现代性两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人类社会各方面的飞跃式发展,也使“两希文明”在过去500年间逐步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 [12] 长线思维下的当前挑战与中华文明的贡献 - 当前世界格局经历深刻变革,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同时面临收入及财富不均、地缘政治之争、民族主义、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 [14] - 应对挑战可能需要新一轮启蒙,中华文明历久弥新,有望做出新的重大贡献 [14] - 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理念可用来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倡和谐发展,兼顾代际公平,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弘扬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15] - 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理念能促进各种解决方案之间的探讨和融合,推动现代性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15] - 中华文明中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可以为新启蒙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或将成为未来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 [15] 工业革命以来的国家体制韧性 - 第一次工业革命(约1800年前后)打破了持续数千年的“马尔萨斯陷阱”,将人类发展带入经济发展迅猛、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17] -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一个国家有效预见、推动、把握和驾驭重大变革所带来的机遇的能力,称为“体制的韧性”,是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 [18] - 体制韧性包括系统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公平性、透明性,还涵盖了其试错性和纠错性 [18] 美国、日本、阿根廷的体制韧性案例 - 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几乎把握了每一次世界重大变革和机遇,实现了国家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不断迭代和提升 [18] - 美国: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追赶者,到第二、三、四次工业革命的全球引领者,一次次把握住了重大机会 [20] - 美国:历年诺贝尔自然科学获奖者合计占总获奖人数近一半(自2000年起上升到约6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占比近83%,图灵奖获得者占比近66% [20] - 美国:尽管经历多次重大经济危机,但其体制展现了较强的自我纠错和反省能力,具有较高的韧性和容错率 [20] - 日本:经过20世纪50至90年代40年经济腾飞,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与美国并驾齐驱,1995年GDP达到美国的72.6% [21][24] - 日本:以1985年“广场协定”为分水岭,经济动能减弱,泡沫破裂后步入“失去的三十年”,未能把握信息技术革命机遇,2024年GDP只有美国的13.8% [24] - 阿根廷:一战前夕人均收入已与英美等国比肩(1912年人均GDP排名全球第9位),1945年人均收入是巴西的三倍、墨西哥的两倍 [25] - 阿根廷:错过了二战后50余年的黄金发展期,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停滞,2024年人均GDP排名降为全球第89位,贫困率高达38.1%,基尼系数达0.424 [25] 体制韧性的比较与理论 - 与美国的长盛不衰形成鲜明对比,同时期其他帝国如荷兰、大英帝国、法国和德国都曾大起大落或衰败 [26] - 有关国家竞争力的研究众多,如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规律”和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28] -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将制度划分为“包容性和榨取性”两种,认为“包容性制度”更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 [28] - 以美国和“大欧盟”为例,大欧盟在解决收入不均、提供社会保障等包容性方面是全球楷模,但2007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活力却显著超越欧盟 [29] - “体制韧性”概念为观察和理解国家竞争力提供了更为长期、动态且具有生态体系的视野和维度,在当今全球大变局下对于制胜未来或将更为重要 [29] 中国的长线主义实践与未来展望 - 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政策的长线性 [29] - 从1953年启动的“一五”计划到即将实施的“十五五”规划,中国在践行长线主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在实践上实现了引领 [29] - 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利用长线思维为全球重大问题的解决,继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