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考与考研趋势变化 - 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达371.8万，历史首次超过考研人数[2] - 2026年考研报名人数为343万，相比2023年峰值474万减少130余万人[2] - 2021至2026年，国考人数从157.6万增至371.8万，增速达235.9%[2] - 2026年国考报录比约为98:1，而研究生报录比约为3.2:1[4] “考公热”的动因与性质 - “考公热”是年轻人在当前就业形势下，基于理性预期做出的精明风险管理决策，而非失去梦想或变得保守[1][4][11] - “好工作”的定义已从追求“增量价值”（高增长、高绩效）转向坚守“存量安全”（高确定性、稳定保障）[9] - 衡量工作价值的体系从关注“赔率”（未来回报）转向首先关注“概率”（保住工作的可能性）[11] “考公热”对个人与社会的短期影响 - 对个人而言，选择脱产考公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成本与沉没成本，并导致专业人力资本的折旧和荒废[6] - 考公是一场录取率极低的锦标赛，超过95%的参与者会成为分母，失败带来心理挫败和职业发展脱节焦虑[6] - 大量通过高等教育培养的专业人才放弃专业投身考公，是对国家教育投入和个人专业积累的巨大浪费[6] - 数百万考公大军构成庞大的“延迟就业”或“隐性失业”群体，将就业压力后置并以更隐蔽的方式累积[7] “考公热”对个人的长期影响 - 考公失败后重返就业市场的求职者面临年龄无优势、缺乏实践经验、雇主质疑职业稳定性的尴尬境地[8] - 早期劣势会像疤痕一样在考公失败人群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持续存在，导致长期收入损失和晋升困难[1][4][8] - 根本解决之道在于重塑市场化工作的“好工作”属性，使其能提供足够多和可预期的未来[8] 当前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 平台新发布岗位数量增长与应届生求职体感冷之间存在温度差，说明岗位增长不等同于应届生期望的就业机会增加[13] - 矛盾原因包括：应届生期望集中于金字塔尖岗位，而增长岗位更多在服务业和新蓝领等宽阔底座[14]；学校教学与企业需求存在技能鸿沟[14]；学生及家长对第一份工作有高心理预期[14]；有经验的职场人竞争对应届生形成降维打击[14] 当前就业压力的特点与历史对比 - 当前就业压力是“内生放缓”的系统性焦虑，像一种病因复杂的慢性病，冲击对象已全景化和传导化[15][17] - 相比1998年国企下岗潮（结构性阵痛）和2008年金融危机（外部输入急性冲击），当前压力更考验社会韧性[15][16][17] - 压力传导链为：年轻人找不到理想工作加剧内卷挤压中年人岗位；中年人被优化减少消费冲击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倒闭进一步减少就业岗位[4][19] 考研人数下降的原因与趋势 - 考研人数三连降的原因包括：硕士学位“身份标识”属性弱化；部分学生读研目标不明确，企业发现部分硕士生能力与期望不符；企业招聘更看重能力而非学历；学生和家长计算读研“经济账”更理性[23] - 硕士毕业生相对于本科生的平均薪酬优势仍存，但增长逻辑已从“学历溢价”转向“能力溢价”[24] - 考研热并未结束，而是出现结构性分化：热度向双一流名校和优势专业高度集中；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传统高回报专业相关的专业热度不减；目标驱动型考生比例增加[25][26] - 考研报名人数未来可能与经济周期呈现更强关联性，在就业形势挑战高的年份其“就业蓄水池”功能会再次凸显[26] 文理科研究生学历贬值差异 - 文科研究生对学历价值认知的转变比理工科更具普遍性和深刻性，因其培养的通用型能力竞争激烈，但职业适配范围广[27] - 文科研究生常将考公、考编与市场化就业结合考量，将体制内岗位作为重要职业方向，形成多路径择业共识[27] - 理工科研究生对学历价值的认知呈现高度分化的良性态势，传统工科在行业转型期出现人才结构优化调整，促使研究生提升适配新需求的能力[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