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战略转型 - 英特尔正经历自安迪·格罗夫时代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和深刻变革，其复苏已超越商业叙事，升级为地缘政治刚需 [5][6] - 公司实施IDM 2.0战略，核心是将内部制造能力从“成本中心”转型为外部盈利增长点，即英特尔代工厂（IFS），以支撑沉重的资本支出 [19] - 新任CEO陈立武推动激进转型，引入“Day 1心态”以重塑公司迟缓、官僚的文化，并强调“工程优先”和“以客户为中心” [18] - 财务上进行大刀阔斧的重组，包括裁员1.5万人、管理层级减半，并出售资产以应对资本支出和现金流压力，例如出售Altera业务51%股份（35亿美元）和Mobileye股份（10亿美元） [22][23] 历史失误与当前困境 - 公司的衰落源于两大核心失误：错失移动互联网和AI计算浪潮，以及制程工艺（如10nm节点）的致命延误 [8][10] - 在2021年营收达到顶峰后经历急剧下降，目前处于历史性的库存底部反弹阶段，股价反弹部分反映了行业周期性回暖 [11] - CPU核心业务正面临商品化挑战，x86架构的护城河因云计算、智能手机普及及ARM架构成熟而受到侵蚀 [12][19] 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价值 - 英特尔代工厂（IFS）被视为美国本土尖端半导体制造的最后希望，其复兴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筹码 [3][13] - 美国尖端芯片供应高度集中（台积电和三星），使美国在军事、AI和关键基础设施方面面临巨大风险，例如F-35战斗机依赖台积电芯片 [13] - 公司获得《芯片与科学法案》下最高的80亿美元直接补贴，外加国防部的30亿美元资金，确认了其国家战略地位 [14] - 政府可能通过补贴或关税等手段，向美国主要无晶圆厂公司（如苹果、英伟达、AMD）施压，要求其向IFS下订单或进行股权投资，以保障IFS的生存 [15][27] 技术路线与市场竞争 - 技术上的生死线是聚焦Intel 18A和14A制程节点，公司预计在18A节点（约2025年底）重获竞争力 [3][27] - 为实现规模经济，IFS需以“亏本定价”策略抢占市场，其成功取决于能否克服台积电的“信任壁垒”和成本优势 [3] - 台积电CEO魏哲家公开挑战，称其N3P技术与英特尔18A在性能、功耗和面积上相当，且上市更早、技术更成熟 [27] - 14A节点最早2027年投产，公司承认若无法找到大客户并实现重要里程碑，该节点的研发可能因不经济而暂停 [27] 资本运作与外部合作 - 英伟达同意投资50亿美元与英特尔合作生产新型芯片，这种客户注资模式是公司急需的“耐心资本” [3][22] - 除资产出售外，公司还通过软银认购20亿美元新股等方式进行“输血” [23] - 分拆代工业务（IFS）进行独立价值重估的呼声很高，陈立武上任被认为是董事会倾向于此的信号 [23] 潜在机遇与转型目标 - 如果IFS成功从“成本中心”转变为盈利的“制造工厂”，英特尔可能从一家衰退的CPU巨头蜕变为拥有万亿市值的行业巨头 [3][28] - IFS的客户基础将部分来自于其技术竞争力，部分来自于其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地位 [16] - 公司正在进行AI芯片战略转向，从专注于训练市场（如Gaudi）转向更侧重推理领域，与博通和Marvell在XPU加速器上竞争 [24] - 苹果、博通、谷歌、高通等无晶圆厂巨头对替代台积电的“高价值芯片来源”有迫切需求，这为IFS提供了潜在订单来源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