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A股市场自4月初调整后持续走高，中央汇金作为“国家队”和“类平准基金”的明确角色及增持行动对市场起到关键托底作用，叠加贸易争端缓和与科技产业景气度上升等因素，共同推动了本轮行情 [2][3][5] - 中央汇金相较于其他“国家队”机构，凭借其独特的资源、使命和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成为当前A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维稳力量，其操作策略和效果对市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4][6][9] - 中央汇金的市场操作以ETF为主要工具，通过逆周期调节起到稳定指数和信心的“治标”作用，但市场趋势的根本反转仍需依赖经济基本面、政策面和估值等“治本”因素的改善 [29][47][49][51] 中央汇金的定位与影响力 - 中央汇金被明确为“国家队”和“类平准基金”，其核心使命是在市场异常波动时果断出手，通过增持各类ETF来托底市场 [2][5] - 相较于社保基金（追求收益存在卖出矛盾）、证金公司（主要维护流动性）以及中国诚通和中国国新（体量较小），中央汇金的资源与使命更贴合平准基金定位，影响力最大 [4][7][8][9] - 2025年，中央汇金获得更多资源倾斜，原财政部体系内的三大AMC（长城资产、信达资产、中国东方）和证金公司66%的股权划转至其名下，进一步强化了其实力和维稳市场的责任 [26][27] 中央汇金的发展历程与资源实力 - 公司成立于2003年，初期核心任务是完成四大行的股改上市并改善其治理结构，随后在一段时间内承担了问题金融机构（如券商、保险）的重组工作，成为“金融国资委” [10][11] - 在二级市场的前二十年（约2003-2023年）参与并不频繁，主要在2008-2009年、2011年、2012年、2015年等市场信心缺乏时增持四大行，也曾通过减持操作为过热行情降温 [12][13] - 2023年后（第三个十年），中央汇金对二级市场的影响加深，在行情低点多次出手增持四大行和ETF，操作更频繁持久，虽未直接反转行情但有效稳定了市场信心 [17][18][19] - 截至2024年末，中央汇金受托管理的国有金融资本规模达7.58万亿元，体量巨大 [25] - 公司拥有稳定广泛的资金来源：仅从四大行每年可获得分红超过1500亿元，并可发债融资，必要时能获得央行的再贷款支持 [25] 中央汇金的投资策略与操作手法 - 核心手段是在行情低点增持四大行和宽基ETF，起到四两拨千斤的稳定信心作用，直接买卖股票比例减少，更侧重ETF操作 [17][29][30] - 截至2025年6月30日，中央汇金及旗下平台合计持有ETF规模达1.28万亿元，而2023年底时仅为1248亿元，规模增长约十倍 [30][42] - 持仓ETF以大盘指数为主，如沪深300ETF（持有3565459.89万份，市值1420.62亿元）、上证50ETF等，以有效拉升指数且资产相对安全 [31][38][39] - 2024年后也增持中证1000、科创50、创业板指等中小盘指数ETF（如增持南方中证1000ETF 565515.48万份，市值增加155.67亿元），以平衡市场风格，截至2025年9月15日，科创50ETF和创业板ETF期间涨幅分别达35%和43%，远高于沪深300指数的15% [32][36][37] - 倾向于避免直接买卖个股和题材股，主要使用宽基ETF，可防止内幕交易、降低研究成本、控制亏损幅度并降低交易成本 [33][34][35][36] - 减持行为更多体现在不同行业ETF间的调仓（如减持电子、医疗ETF，增持酒、军工ETF），进行高切低操作，而少有信号意义的减持 [41] 中央汇金对市场生态的影响 - 凭借大规模增持，中央汇金启动了ETF规模增长的新时代，催生了多只千亿级ETF（如华泰柏瑞沪深300ETF规模达4183亿元，中央汇金持有78%），并成为决定ETF行业格局的重要变量 [44][45] - 其操作提升了A股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占比，引导散户通过ETF入市，配合险资、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加强了机构定价权，有助于降低市场波动 [45] - ETF的被动配置规则强化了龙头股偏好，形成“买入螺旋”和“强者恒强”格局，符合拉动指数的意图，但也可能导致个别成份股因权重调整引发股价波动（如寒武纪因权重超标被ETF减持约94亿元，股价回调19.3%） [45] 中央汇金作用的局限性 - 中央汇金主要起到托底和减缓下跌冲击的“防波堤”作用，其单次增持行动的影响周期较短，无法单独决定市场趋势反转 [47][48][49] - 市场真正的转机依赖于政策基调转向积极（如2024年9月24日后）、科技竞争力兑现（AI、算力、半导体等）以及贸易争端缓和等基本面因素的改善 [49] - 平准基金的作用相对于经济基本面、政策和估值等因素本身有限，2023年增持后汇金也曾长时间处于浮亏状态 [49] - 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更依赖于“治本”之策，如改革减持制度、优化融资端、强化监管执法以及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等体制机制改革 [52][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