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前置 - 一季度经济总体延续回升势头，财政政策加码效果明显，但CPI、PPI、GDP平减指数仍处低位，低通胀情况未变，国内需求不足局面未完全摆脱[2] - 一季度财政前置发力，1-3月政府债净融资3.87万亿元，比2024年同期高出2.51万亿元，广义财政支持呈温和上升趋势[4] - 1-3月重大项目开工投资额合计达18.6万亿元，较去年同期高29%，基建投资拉动效果显著，一季度狭义基建投资增速为5.8%，广义基建投资同比增长11.5%[4] - 二季度面临财政季节性退坡压力，政府发债与支出可能弱于一季度，同时需应对美国关税冲击[4] - 中央汇金在4月7日市场震荡中出手稳定A股，并首次自称类“平准基金”身份，央行表示必要时提供充足的再贷款支持[4] 外部关税冲击与影响评估 - 2025年4月，美国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关税”为名，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逐步提高至145%，个别商品累计关税达245%[9] - 根据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估算，考虑到出口下降及其乘数效应，美国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影响约为2万亿元，占GDP比重约1.5个百分点[2][9] - 专家指出，关税冲击在短期内会比测算结果更大，是二季度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其本质是对需求的冲击[2] - 贸易战没有赢家，若美国严肃缩小贸易逆差，则相当程度的关税、美元明显调整、美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乃至衰退都难以避免[9] 扩大内需与消费提振的政策选择 - 扩内需是重中之重，被视为对冲外部冲击、缓解贸易转移风险的最优政策选择[3][6][10] - 政策应对的核心是需要有足够的量，针对消费的新增政策应为1万亿元以上的量级，才能与2万亿的经济冲击相匹配[2][10] - 中央已提出“以超常规力度提振国内消费”，并发布《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及服务消费领域实施细则[7] - 理解扩大消费需关注三个变量：GDP力量、分配力量、消费意愿力量[7] - 21世纪以来中国消费增速呈先增后降态势，消费率变化与消费增长速度呈反向关系，中国居民消费率（38%）与70年代的日本等相比仍然偏低[7] - 消费倾向和初次分配主导了中国消费率变化，产业政策虽倚重工业化，但未改变中国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进程[7] 制约消费的中国特色因素 - 中国目前生育率只有1.07，日本和韩国在类似发展阶段分别为2.1和1.5，过低的生育率压低了消费倾向[8] - 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难以在工作地安家，为支持子女或未来购房，普遍有较高储蓄率[8] - 过高的房价刺激了居民部门储蓄[8] -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0.46左右，而日韩在类似发展阶段在0.3-0.4期间[8] 扩大消费的政策排序与建议 - 最优先（短期见效）：实施逆周期政策提高GDP增速，若能通过逆周期政策使GDP平减指数从-0.7%达到2%，可带来名义GDP增速上升4.7个百分点，在消费率不变情况下带来相应名义消费增长[8] - 降低政策利率和扩大公共投资是逆周期政策的重点内容，短期内应增加公共投资规模，让政府尽快把钱花出去[2][8] - 短期阻力小应尽快推出：鼓励生育、都市圈建设和农民工安家相关的政策，能显著带动部分群体消费倾向提高[8] - 长期坚持：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支出、提高服务业占比的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对居民的投资分红[8] - 存量改革伺机而动：如二次分配、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需选择恰当时机推动[8] 应对冲击的其他政策考量与国际合作 - 需为企业转型创造更好的国内外环境，并对可能受到直接冲击的企业和个人设计有针对性的救助措施，帮助其度过困难时期[10] - 应把政策重点更多放到对经济发展贡献大但未享受同等社会保障的群体身上，完善其社会保障[10] - 在应对关税冲击时，多元化出口目的地需关注贸易伙伴承受力，汇率调整可能弊大于利，扩大投资则面对不少约束[10] - 中欧在维护自由贸易体系上利益高度重叠，中国可通过推出规模可观的刺激国内消费政策包，向世界宣告通过扩大内需应对外部冲击，而非转移产能[10] - 可通过合资生产、在欧盟投资等方式实现产能与技术转移，创造当地就业，实现利益绑定，并评估推动符合中国利益的营商环境开放建议[10] - 中欧投资协议可作为政策讨论重要部分，双方应在维护自由投资和贸易领域寻求共识，例如在电动车领域展现开放态度[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