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就业市场核心特征 - 宏观就业数据稳定但微观个体感受偏冷，核心矛盾在于“好找、好干、敢干的工作”可获得性下降 [2] - 就业问题本质是“错配”而非岗位“消失”，表现为技能、预期、过程及国内外市场的多重不匹配 [10] 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吸纳 - 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房地产相关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 [4] - 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用工集中于高技能环节，岗位筛选标准高，短期内难以形成大规模、普适性就业吸纳 [4] 经济运行与企业招聘行为 - 企业利润承压，经营环境压力加大，招聘行为趋于保守和弹性，表现为“能不招就不招”、“能外包就外包” [4] - 消费复苏乏力，服务业企业倾向于“少招、缓招、短招”，通过增加兼职与小时工比例对冲经营波动 [4] 劳动力供给与青年就业压力 - 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222万人，连续多年刷新纪录，预计1200万以上规模增长还将保持10年 [5] - 16-24岁青年（不含在校生）失业率全年在16%-18%区间波动，显著高于整体约5%的失业率水平 [6] - 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达371.8万人，十多年来首次超过考研报名人数，“返乡就业”、“慢就业”等避险选择增加 [6] 劳动参与率与隐性失业 - 2023-2025年劳动参与率较2019年下降约1.9-2.3个百分点 [8] - 劳动参与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意味着约700万-800万人退出或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近年潜在劳动力规模收缩约1500万-1800万人 [8] 劳动报酬与收入体感 - 全社会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约52.5%上升至2024年的54.04% [9] - 尽管低收入群体收入上升、区域及城乡差距收窄，但行业和岗位间收入差距扩大，叠加房地产财富效应下降，削弱了劳动者对收入改善的体感 [9]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结构性影响 - AI影响体现为“岗位极化”：高端研发、决策类岗位需求上升；中间流程性白领岗位被系统性压缩；低端面对面服务岗位短期内保持韧性 [15] - AI催生技术密集型新职业（如算法训练、数据标注）及技术融合型新职业，相关职业长期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状态 [16] - AI赋能个体生产率提升，推动“一人公司”（OPC）等新业态发展 [16] 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发展 - 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持续扩张，成为劳动者就业增收重要渠道，并被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17] - 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内容创作者、自由职业者规模不断扩大，但面临收入波动大、社保保障不足、职业路径模糊等问题 [17] 平台经济与就业治理制度化 - 《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第810号令）及配套公告出台，要求平台报送从业人员收入等信息，旨在将平台用工收入纳入规范化税收轨道 [19]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引发“全民强制社保”争议，2024年社保缴纳基数完全合规的企业仅占28.4% [18] 农民工就业与返乡趋势 - 2025年农民工返乡潮提前，部分从11-12月开始，较传统春节前高峰提前约三个月 [20] - 返乡主因是建筑、制造业需求疲软及服务业消费疲软，城市生活成本高企而工资增长停滞 [20] - 跨省流动农民工数量持续下降，从2014年的7867万人降至2024年的6840万人 [21] 就业市场行为与心态 - “内卷”源于高质量岗位增长慢于供给，社会容错机制收窄，失败成本高 [23] - “躺平”是当边际努力回报显著下降时的理性选择，表现为降低工作投入 [23] - 内卷与躺平并存，共同反映了对“低效率、无出路的投入方式”的应对 [24] 企业出海与海外就业市场 - 2025年是企业“出海”爆发年，带动“一带一路”国家对熟悉中国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的高技能人才需求爆发式增长 [12] - 国内市场“卷”与出海岗位“缺”形成错配，海外劳动力市场有望成为中国青年就业的新市场 [12] 人才配置与系统性风险 - “考编热”是青年在高质量市场化岗位收缩下的理性避险选择 [13] - 人才过度挤入体制可能加剧市场化部门“招不到人”，抑制创新活力，形成“就业堰塞湖”和系统性效率损失 [13] - 中国每百人中有近五人为财政供养人员，高学历人才从生产性部门流向分配性部门是市场要素配置效率恶化的表现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