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上海在“十四五”期间通过市级“产业地图”统筹，推动16个行政区立足资源禀赋进行差异化产业定位，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区域产业品牌，奠定了错位竞争、避免内耗的基础 [1] - 面向“十五五”，上海各区需加强产业创新联动协同，发挥“先手棋”作用，形成全市发展“一盘棋”，并有望将协同范围从区内、市内扩展至长三角乃至全国，加快建立“创新在中心、转化在近郊、制造在远郊、辐射在长三角”的格局 [1][7][8] 区域产业品牌与定位演变 - 新兴区域产业品牌涌现：“十四五”期间出现了一批新标签，如徐汇的“模速空间”、静安的“数通链谷”“视听静界”“美创静界”、长宁的“上海硅巷”、普陀的“半马苏河”、黄浦的“中央科创区”以及金山区的“活力湾区”等 [2] - 原有布局深化与能级提升：部分区域对原有战略进行升级，如浦东新区从“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更强调“引领区”；松江区将G60科创走廊战略能级升格为国家战略重要平台；杨浦区从“工业杨浦”转向“创新杨浦”，并进一步聚焦数字经济，深化为“杨‘数’浦”；北外滩开发将金融产业定位细化到财富管理，功能更具体，能级要求更高 [2] 创新活动向市中心集聚的趋势 - 空间分布特征：提出新产业提法的区几乎全部位于中心城区，表明创新活动重新向市中心集聚 [3] - 都市科创特征：“科创回归都市”呈现无清晰边界、轻量化转型、短链条闭环、自由式交互四大特征，创新依赖于科学家、企业家、投资者之间的高频见面与高密度交流 [3] - 城区发展思维转变：中心城区不再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提升，而是聚焦培育创新、高端服务和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例如静安区推动总部经济内涵式发展，推动商业与文化创意、科技创新深度融合 [3] - 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良性循环：以徐汇区为例，旧改与科创齐头并进，一面完成多个旧城区改建项目，一面打造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文化创意、科创金融“四大千亿级”战略产业集群，产业增长带来的财政收入反哺城市更新和民生改善 [3] 产业链分工与跨区域要素流动 - 产业链前后端衔接：部分区域侧重前端研发与策源，如闵行的“大零号湾”、徐汇“模速空间”和静安的“美创静界”；部分区域承载中后端制造、应用与转化，如嘉定的汽车城、“联影小镇”和“械谷”，宝山的机器人产业园、奉贤的“东方美谷” [4] - 跨区域合作促进要素流动：松江“G60科创走廊”推动九城共建；普陀“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实现沿线8市联动；青浦“长三角数字干线”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化、治理协同、政策保障打破行政壁垒 [4] 推动产业与科技发展的共性措施 - 深度绑定高校与科研院所：几乎所有区在“十四五”期间与“大院”“大所”“大校”建立合作，如宝山环上大科技园、松江大学城，“复旦大学皮肤病研究所”落地静安“美创静界”，并诞生了“拨投结合”“揭榜挂帅”等新机制，出现了市场化运营主体和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 [5] - 系统布局科技成果转化链条：转化模式从推动已有成果找“买家”，转向更加市场化导向的“企业出题、院所解题、政府助题”，从需求端拉动成果转化 [5] - 案例说明：上海化工院加入普陀牵头成立的武宁创新共同体后，科研人员接触的市场信息更多、产业链链条更广，其同位素碳-13产业化装置预计2025年在安徽投产，有望实现从自主研发、生产到市场化供应全链贯通 [6] - 同步支持人才、资金与配套服务：各区推出针对人才的政策包，如闵行区“春申人才计划”、“门楣之光·黄浦人才20条”、浦东新区“青创15条”等 [6] - 设立区级产业基金提供资金支持：2024年多区密集设立区级产业基金，中心城区的黄浦、静安、徐汇、杨浦、虹口、闵行及浦东区级政府引导基金达百亿级，并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打造科创金融服务站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支持 [6] “十五五”发展展望与战略意义 - “先手棋”战略：“十五五”时期，上海需为国家发展全局主动布局、抢占先机，16个区像不同功能的“棋子”，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不同赛道精准落子、错位竞争，并通过G60科创走廊等协同联动形成“棋势” [7] - 现实基础与储备：各区在“十四五”形成的差异化定位和协同发展经验，为“十五五”全市避免同质化竞争提供了现实基础；产学研合作为构建“2+3+6+6”现代化产业体系储备了核心技术和企业主体 [7] - 区域协同效应：在上海大都市圈以产业协同为核心的同城化逻辑下，成员城市与中心城市的产业发展将形成“叠加效应”而非“排挤效应”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