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全球产业链重构并非简单的制造业回流，而是在地缘政治驱动下，导致供应链变得更昂贵、更缓慢、更脆弱，并朝着区域化、阵营化甚至碎片化的新秩序演变 [1][2]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驱动因素与特征 - 地缘政治风险正驱动技术、金融、劳动力与资源之间的多重博弈，重塑全球化产业链格局 [2] - 供应链重构不仅是产能空间重组和技术体系再划分，更是全球金融秩序和结算体系的深层调整 [7] 技术脱钩的影响 - 技术脱钩导致全球创新和技术标准碎片化，削弱全球供应链整合能力 [4] - 技术壁垒加剧阻碍了行业合作与标准化，增加了跨国公司的运营复杂度和合规成本 [4] - 地缘政治风险推高了中间品贸易成本，阻碍跨国投资，延缓新兴技术传播，对企业创新产生负面影响，但也能倒逼技术追赶国家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4] 制造业回流与供应链调整的困境 - 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断层，技能与产业需求错配，拖慢制造环节重构进度，同时传统外包地劳工权益争议与罢工率上升干扰产业链稳定性 [5] - 制造业回流面临高成本困境，本土供应链基础薄弱、规模经济不足及物流成本激增，削弱了政策激励的实际成效 [6] - 高通胀与美联储加息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资本投资意愿下降，对长周期、慢回报的制造业回流项目更为谨慎 [6] - 美元高位震荡削弱了本土制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影响了替代进口的效果 [6] 贸易保护主义的效应 - 高贸易壁垒政策（如关税）具有短期刺激和长期伤害的特征，可能抬高下游产业链成本并导致失业率上升，呈现负外部性 [7] - 保护主义政策虽可能促进制造业回流，但相关的财政和产业刺激将持续推高国家债务水平 [7] 去美元化与金融秩序演变 - 去美元化趋势显著，成为供应链地域化、阵营化演进的重要金融支撑，发展中经济体正逐步向本币结算、区域性货币锚和多元支付体系转移 [7]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大宗商品贸易中试行本币结算，例如2023年中俄双边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超过60% [8] -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在2025年4月已突破37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133%，财政赤字高企及高利率挤压全球流动性，加速了去美元化进程 [8] - 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从2000年的71%下降至2023年的57.4%，创30年来最低水平 [8] - 区域货币结算网络（如RCEP本币互换、东盟货币交易框架）的构建正成为全球产业链区域化的配套工程，旨在提升交易效率和供应链抗风险能力 [9] - 数字人民币等央行数字货币有望成为新一代跨境清算载体，重构国际支付基础设施，为供应链安全与货币主权提供保障 [9] 区域竞争与技术资源博弈 - 区域竞争新格局体现了南北标准分裂，例如欧美绿色标准与金砖国家数字主权之间的对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和《通胀削减法案》给新兴市场带来经济压力和贸易壁垒 [10] - 技术代差固化，美国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占主导，而中国在5G、人工智能等应用技术有突破，形成两极分化趋势，增加了全球供应链技术整合的困难 [10] - 资源民族主义兴起，各国加强对关键矿产资源的控制（如印尼镍矿出口禁令、智利锂矿国有化），使全球产业链资源配置复杂化，加剧国际竞争和资源价格波动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