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文章分析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乡镇政府动员农民发展乡村产业时面临的治理困境，以及由此转向依赖工商资本下乡的治理逻辑转变 这种转变虽然降低了政府的治理负荷和风险，便于完成行政考核，但也导致了乡村产业治理的“悬浮型内卷化”，即国家资源投入与农民实际需求和收益脱节，加剧了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边缘化处境 [1][11][22][31] 动员农民振兴乡村产业的治理困境 - 治理目标困境：乡镇政府被要求推动资金技术密集、市场风险高的三产融合新产业，但农村留守人口多为风险厌恶型的老年人和妇女，缺乏投资与经营能力，难以实现该目标 [1][2] - 项目落地困境：项目申报条件苛刻（如要求经营面积达200亩或500亩）、配套资金要求高（产业类项目需配套60%，基础设施类需50%），且村集体债务沉重（Y县78/91个行政村有债务，村均约19万元），加之农民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阻挠施工，导致项目落地困难 [4][5] - 治理成本困境：乡镇需与数量庞大且分散的小农户（一个乡镇几万户）对接，信息获取和合规化管理成本极高，而村级组织功能弱化及行政化加剧了此困境 [7][8] - 治理风险困境：在强监管问责环境下，农民需求差异易引发内部矛盾，且产业失败的市场风险易转化为要求政府负责的治理风险，迫使乡镇政府将“不出事”作为前提 [9][10] 动员资本下乡振兴乡村产业的治理优势 - 有利于完成行政考核指标：工商资本投资领域（如乡村旅游、康养）与政府推动三产融合的意图契合，且资本对政府有依赖性，便于政府实现组织意图和完成考核任务 [12][13][14] - 有利于争取项目资金：工商资本拥有规模土地（满足项目申报条件）和前期投入能力，且通过土地流转避免了与分散农户的纠纷，有利于项目顺利实施和资金申请 [17][18] - 有利于避免高昂的治理成本：治理对象从数万农户减少至几十个工商资本（如花镇和林镇对接40-60个），且资本财务管理规范，降低了政府的对接复杂度和合规化管理负荷 [19] - 有利于降低治理风险：乡镇政府与工商资本是市场契约关系，产业经营主体责任明确，失败风险不易转嫁为治理风险；且资本多利用集体山林等公共资源，对农民承包地触动较小，社会矛盾风险低 [20][21] 产业治理转型带来的悬浮型内卷化困境 - 乡村产业治理转型：治理结构从“政府+村级组织+农民”转变为“政府+资本”，乡镇政府工作重心转为服务几十家工商资本，回应其需求并帮助其解决土地、基础设施等问题 [23][24][25] - 悬浮型内卷化表现：国家资源大量投向工商资本主导的产业（如花镇“十四五”规划中旅游产业投入占比达50%），与农民关联度弱；农民参与度高、有收益的传统产业（如柑橘）却因树龄老化等问题萎缩（产量缩减70%），农民获得感弱 [26][27][29] - 治理内卷化循环：财政资金投入越多、管理越严，乡镇政府对工商资本的依赖越高，进一步导致产业治理悬浮，未能有效带动农民发展，陷入“低效—扶持—仍然低效”的恶性循环 [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