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困境 - 特朗普总统向财政部长贝森特施压，要求其影响美联储降息，否则将面临解职威胁，这暴露了白宫政治需求与美联储独立性之间的根本冲突 [1] - 美国国债规模已达到38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市场开始将其视为具有违约风险的“信用资产”，而非无风险资产，这种认知转变可能推高融资成本 [1] - 美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超过7%，同时政府仍在扩大军费、减税和发福利，这种财政模式被市场质疑其可持续性 [1] 宏观经济与结构性风险 - 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债务驱动，而非生产率提升或技术创新，导致其长期资产回报率被高估，高盛、摩根士丹利、桥水等机构已下调美国资产的预期回报预期 [1][2] - 经济学家讨论焦点已从“软着陆”转向“滞胀式衰退”，即通胀顽固而经济疲软，核心服务价格如住房、医疗、教育依然高企 [3][5] - 美国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20%降至2025年的不到10%，同时基础设施老化，政治极化阻碍长期改革 [5][6][7] 美元霸权与全球金融体系演变 - 各国央行正加速去美元化，外国官方持有美债的规模连续多个季度下降，这源于美国将金融体系武器化（如冻结资产、SWIFT制裁）透支了全球信任 [7] - 金砖国家扩员后本币结算比例快速提升，中国推动“新三样”（新能源车、光伏、锂电池）出口激增，全球贸易结构正寻求“去单一依赖” [9] - 美债收益率曲线长期倒挂，美元指数长期趋势走弱，预示着结构性转变，市场对美元资产的“安全溢价”可能永久性缩水 [9][10] 美联储独立性与市场信心 - 美联储在通胀、劳动力市场与金融稳定等多目标下陷入两难：降息可能被视为经济濒临崩溃的信号，不降息则无法满足白宫的政治需求 [1] - 市场开始怀疑美联储能否在未来危机中顶住政治压力，这种怀疑本身就在侵蚀美元信用的基石 [9][10] - 2020年代初的激进加息已产生副作用，包括商业地产债务违约潮、中小银行流动性紧张及企业债市场承压 [1] 政策环境与外部影响 -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对华新关税、限制半导体出口等政策，推高了美国进口成本并使供应链更加脆弱，未能缓解通胀 [5] - 美国政治体系倾向于寻找“替罪羊”来应对结构性危机，但更换财长无法解决债务、产业空心化及创新停滞等根本问题 [5][18][24] - 美国试图用1945年的剧本应对2025年的世界格局，但其内部制度腐朽与创新停滞，正导致战略主动权流失 [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