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改善收入分配是打破当前消费需求制约、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通过深刻的收入分配改革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 完成从“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的转变 是引领中长期发展的核心战略 [1][1][1]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特征 - 中国经济运行呈现“供强需弱”特征 内需不足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 物价低位运行 CPI徘徊于零左右 PPI已连续27个季度负增长 [4][5] - 经济呈现“实际增速稳、体感偏弱”特点 关键在于实际增速（约5%）与名义增速存在负缺口 CPI、PPI和GDP指数的平均值为负 导致统计数据与体感存在差异 [5] - 消费占GDP比重约60% 其稳定性至关重要 但消费增速从过去两位数的高位回落至平稳状态 标志着“非解决不可的时间窗口”已经到来 [5][6] 内需不振的核心症结 - 内需不振的深层原因在于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与分配格局亟待优化 消费需求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8][9] - 中国的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39% 远低于高收入国家 也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 消费率通常需要跃升约20个百分点 [9] - 衡量收入分配公平度的基尼系数目前约为0.465 自2015年后改善速度放缓 应力争在“十五五”期间使其下降至接近0.4的国际公认合理界限 [9] - 城乡收入比目前在2.3-2.4之间 按国家比较来看仍然偏高 应力争在“十五五”期间降至2以下 [10] -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 虽有回升但仍未恢复到历史较好水平 且低于多数OECD国家 [10] - 宏观分配格局中 居民所得份额偏低 政府、企业所占份额偏高 需要逐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10] - 房地产深度调整导致家庭财富显著缩水 抑制了“财富效应” 居民财产性收入下降速度较快 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也较疫情前有不同程度下降 [11][11] 系统性增收与分配改革建议 - 实施积极的就业优先与人力资本投资政策 根本出路在于投资人力资本 涵盖从0-3岁教育到终身职业培训的全周期 建议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并将因少子化闲置的教育资源重新配置用于终身职业培训体系 [13] - 在稳就业、稳收入方面提出一揽子措施 包括实施保障性补贴、再贷款贴息等 对于平台经济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应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机制保障其权益 对于农村居民 建议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和种粮补贴 [13] - 强化再分配调节力度 优化财税与社会保障体系 提升具有累进性质的税收（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在总税收中的占比 提高政府用于再分配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占GDP的比重 [14] - 稳步提升转移性收入 对中低收入阶层和“一老一小”群体加大补贴力度 如提高生育补贴和农村养老标准 [14] - 着力稳定和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 核心是稳楼市、稳股市 需尽快解决好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问题 资本市场的“长牛慢牛”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复苏带来的企业盈利回升 [15][15] 消费提振的新思路 - 消费提振政策应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 反思以旧换新等商品补贴政策存在的“消费透支效应” 补贴应更多转向服务消费和关乎人的发展的领域 如文体设施、养老健康、育儿教育等 [17] - 财政应更多投向人的成长、健康、就业、养老等方面 [17] - 拓展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 包括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人工智能+消费 支持滑翔伞、低空经济等新消费形态 鼓励将闲置场所改建为文体设施 [17] - 增加职工的休假和闲暇时间 落实带薪休假 甚至增设法定假期 中国的周平均工作小时数远高于G7国家 过度加班文化侵蚀了消费的时间基础 应摒弃加班文化 [18] - 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 例如一些城市对汽车、房地产消费的限购政策 [18] 投资协同与长期改革 - 扩大内需需要投资的有效协同 投资是个快变量 其由负转正 尤其关注房地产投资的企稳 对稳定总需求至关重要 [20] - 需关注地方化债周期与土地财政转型导致的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受限问题 在化债任务阶段完成后 必须直面地方财政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推动包括税制改革、财权事权重新划分等在内的深层次改革 [20] - 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提升收入、创造高质量就业、最终支撑长期消费增长的根本 只有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才能带来劳动生产率与居民收入的同步提升 形成“收入增长-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良性闭环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