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与企业经营模式 - 当前世界经济由追求效率转为安全至上，地缘竞争抬头，经济韧性成为竞争关键，而中国经济的韧性被认为源自其自身的超大规模性 [2] - 中国企业的普遍经营方式是规模最大化，追求“薄利多销”，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卷”，这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超大规模性的基本属性之一 [2] - 中国企业形成“不断做大”的路径依赖，与高负债经营相辅相成，只要现金流为正、营业收入持续扩大，就能维持债务并产生规模效益 [3]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与争议 -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十年全球第一，2024年全年产量同比增长34.4%，销量同比增长35.5%，均超过1286万辆；2025年1-7月产量增速达39.2%，销量增速达38.5%，均超过822万辆 [2] - 新能源汽车在汽车总销量中的占比持续提高，从2020年的5.4%上升至2025年1-7月的45%，其中7月已达48.7%，预计年底占比将超过50% [2] - 关于“新能源汽车是否是汽车”存在技术路线争论，背后涉及对规模经济及中国经济超大规模性意义的理解 [2] - 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存在两种经济学解释：正面解释认为其是销售两旺的新兴产业，具有规模效益带来的成本优势；负面解释则认为存在产能过剩和低价倾销，证据包括普遍拖延产业链上下游货款以降低财务成本 [2] - 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平均应付票据及账款周转天数在半年以上，高于燃油车，其中比亚迪该指标为127天，促使政府出台政策限制贷款拖欠不得超过60天 [2] 从微观规模经济到宏观超大规模性 -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规模经济存在边际收益递增的边界，超出后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报酬递减”现象 [2] - 当规模持续扩大导致边际成本不增反降甚至趋近于零时，规模经济便超越企业层次，跃迁至产业乃至宏观层次，形成“超线性规模缩放”和“涌现现象”，即整体大于个体或局部之和 [2] - 新能源汽车、“绿色发展”、“数字经济”是这种经济新形态的体现，而“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是其涌现秩序的表达形式 [2] - 中外企业经营方式存在系统性差异：中国企业普遍追求规模最大化，经营收入大而利润低；例如比亚迪走“薄利多销”路线，而特斯拉走高端利润路线 [3] 超大规模性市场的形成与产品导入策略 - 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首要表现为规模巨大的市场成长：1978-2024年城市化率从17.92%提升至67%，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特别是1996-2020年年均增速达1.4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新增近两千万人口收入上台阶 [3] - 中国企业采取“与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群体一起成长”的产品导入路线，这保证了企业现金流的持续为正和稳定增长，维持了杠杆的可持续性，并使规模经济持续扩大 [3] -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再现了农用车的发展逻辑，其成功与中国扩大内需战略及低收入阶层（如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密切相关，后者收入增长曾接近两位数，催生了4亿中等收入人群，其对汽车消费的价格门槛在十万元级别 [3] - “拼多多”是企业销售下沉、发现收入增长最快人群并进行产品创新的典型代表 [3] 基础设施外部性与范围经济 - 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农村的发展得益于“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村村通信号”等基础设施投资，使其成为依存于系统的组件，降低了独立设计和制造成本 [3] - 以深圳为例，全市1.7万辆公交车全部电动化，背后由83座智能充电站和电网毫秒级调度响应支撑 [3] - 新能源汽车的自动驾驶等功能高度依赖北斗、大数据、云计算和无线传输网络，这遵循了“奥卡姆剃刀定理”，通过将政府基础设施的外部投资内部化，扩大了范围经济，带来了规模经济效益 [3] 绿色发展与市场自组织 - 中国通过绿色产业发展进行碳减排，核心产业政策是“能源使用电力化，电力使用清洁化”，引领了以风光发电和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业 [3] - 市场自组织能力使“新三样”成为“自生长”的产业过程，并带动了特高压输电、高铁、氢能等相关新经济增长点 [3] - 光伏发电因阳光资源近乎无偿，流动成本占比低，固定成本占比一般超过80%，规模持续扩大可进一步降低流动成本占比，摊薄总成本，拓展规模效益边界，激励产业以更大规模组织生产 [3] - 国家电投拥有的青海塔拉滩水光互补光伏电站是全球最大光伏项目，占地约600平方公里，通过与龙羊峡水电站互补调节，稳定电网运行 [3] 集成创新与产业迭代 - 基于超大规模性，集成创新（将成熟技术通过新方式组合迭代）往往比单一高科技突破更具现实意义，更能成就一个产业 [3] - 新能源汽车是集成创新的典范，它已从“电池加轮子”演变为“轮子上的iPad”，成为一个移动电子平台，并迭代出自动驾驶等新性能 [3] -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联合国产业分类的41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中齐全，这为任何主流工业技术的商业化运用提供了可能 [4] - 以比亚迪为例，其配套的专用零部件40%集中在珠三角，生产链和供应链分工更加专业化、细化，使得特种配套产品也因比亚迪的世界级规模而成为世界级量产，例如刀片电池 [4] 金融创新与超大规模性 - 企业规模最大化经营和对间接融资（借贷）存在系统性路径依赖，这与中国发展初期资本匮乏（资本外汇双缺口）的国情相关 [3] - 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负债建设基础设施，形成了“开发性金融”安排和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与企业诉求、金融服务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和宏观杠杆率（M2/GDP）高企 [3] - 在超大规模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中，融资环境发生变化，催生了供应链金融创新，例如金融机构的“三表”（电表、水表、损益表）和“三品”（抵押品、产品、人品）贷款模式，使金融“普惠化” [4] - 蚂蚁金服是中国金融为全球贡献的新普惠金融经验的典型 [4] - 绿色金融把握了新能源领域边际成本递减的技术经济特性，使其可度量、可预测，从而将绿色发展转变为可商业安排的投融资活动，绿色债券全球发行规模最大，“赤道原则”和ESG被广泛采纳 [4] 数字经济与AI发展 - 数字经济使边际成本进一步递减，规模效益越过产业边界，上升为宏观层面更巨大的超大规模性，因为AI具有非排他性，任何行业均可使用 [4] - 在AI领域，中国进入第一方阵，除DeepSeek通用模型外，智能制造表现突出：截至2025年8月，全球189家灯塔工厂中，中国大陆有79家，占比42%，海尔集团一家就拥有10家 [4] - 科技金融正成为以AI为代表的新涌现现象的秩序表达 [4]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与“一带一路” -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重塑，美国推行“MAGA”战略和“去中国化”，试图通过对华加征关税、科技封锁、金融制裁来减少对华“系统性依赖” [4] - 然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并未沿美西方预期的“近岸”或“友岸”方向移动，而是向“一带一路”方向迈进：过去三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50%以上，贸易结构向中间品贸易转变 [4] - 2023年全球对中国中间品贸易依存度首次超过北美（15%），达到16% [4] - 中国正从欧亚大陆地理中枢转变为“一带一路”产业中枢，其基础工业规模巨大（钢铁占全球54%，电解铝占60%，石油化工占34%），连接上游资源富集地区和下游制造业集中地区 [4] -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在全球贸易量最大的22种中间品中，中国有20种保持领先，全球超70%的电子元器件中间品来自亚洲且中国占优势地位 [4] 基础设施建设与地缘格局变化 - 高效铁路网络建设正使“一带一路”由“陆锁国”变成“陆联国”，例如已开工的中吉乌铁路、已通车的中老铁路（计划延伸至曼谷），以及规划中的新藏铁路（全长约2000公里）和中缅铁路 [5] - “冰上丝绸之路”（北极航道）已可商业运营，比传统航线缩短约半个月，为中国东北提供新出海口，缓解马六甲海峡及苏伊士运河压力 [5] - 海南自贸港通过电子围栏将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中的特别账户离岸化，成为人民币在岸与离岸的桥梁，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机遇 [5] 区域合作与新发展优势 - 全球南方力量兴起，金砖国家机制完成扩员至10国（2025年越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有27个成员国并设立中国中亚峰会常设秘书处，决定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5] -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中国达成2023-2027年行动计划并开始自贸区谈判，RCEP运行三年，随着中国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中国将发挥更大作用 [5] - “一带一路”为中国西部和东北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这些地区正从对外开放的“口袋底”变为新前沿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