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政策转向 - 美联储政策重心已从抗通胀转向关注劳动力市场下行风险，费城联储主席Anna Paulson将劳动力市场状况视为“头等大事”[2] - 美联储在12月宣布年内第三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3.5%-3.75%，年内累计降息幅度达75个基点[2][7] - 此次降息被描述为“预防性降息”或“给劳动力市场买个保险”，旨在防范经济下行和就业市场恶化[7] 劳动力市场现状与风险 - 11月美国失业率为3.7%，但劳动参与率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表明劳动力市场基础并不稳固[4] - 招聘活动呈现严重的结构性分化，仅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等行业仍在招聘，其他领域基本停滞[4][15] - 劳动力市场面临由AI和自动化带来的长期结构性挑战，低技能岗位减少而高技能岗位招工难，增加了政策调控难度[17] 通胀前景与关税影响 - 美联储官员对通胀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明年通胀大概率能够下降[4] - 乐观预期部分基于关税对物价的影响将在明年年中消退的判断[6]，但历史经验（如2018年加征关税后）显示其影响可能持续更久[7] - 当前3.5%-3.75%的利率水平被认为足以控制通胀，为政策转向关注就业提供了空间[7] 美联储内部政策分歧 - 12月降息决议出现了自2019年以来首次的三张反对票，显示内部存在严重分歧[9] - 反对意见来自两方面：鸽派认为应更激进地降息50个基点以保护就业；鹰派则认为在通胀未达2%目标前降息为时过早[9] -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试图平衡各方，称政策“既撑住了经济，又没放跑通胀”，但表态被认为底气不足[11] 未来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 - 美联储1月是否继续降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其政策声明已删除“持续降息”的表述，改为“看数据再说”[14] - 未来的政策决策将高度依赖于非农就业、失业率、核心PCE等关键经济数据的表现[19] - 美联储在2022年误判通胀为“暂时性”后，变得更加谨慎，避免对政策路径做出明确承诺[15] 宏观经济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 - 当前经济环境比1995年“软着陆”时期更为复杂，面临AI革命、全球贸易格局变化等多重挑战[9] - 全球化退潮和供应链问题使得经济前景更加难以预测[17] - 美联储与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可能导致美元走强，引发类似2013年“缩减恐慌”的新兴市场资本外流风险[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