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战略的核心意义 - 扩大内需是关系国家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之举，旨在以内需的稳定发展对冲外需的不确定性，增强国家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 [5][6] - 扩大内需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路径，通过满足消费升级和补短板投资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7][8] - 扩大内需是做强国内大循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能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8] - 扩大内需是激发市场内生动力的重大举措，旨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9] - 扩大内需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和畅通国内大循环 [10] 扩大内需的现状与挑战 - 内需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13—2024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93.1%，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5%和38.1% [12] - 消费升级促进需求释放，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8.3万亿元，是2012年的2.4倍，新能源乘用车国内渗透率从2013年的不到0.1%提高到2024年的48.9% [12] - 投资结构优化带动产业升级，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2.68%，制造业投资2018—2024年年均增长6.8%，2024年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是2012年的6倍多 [12] - 消费内生动力不强，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9%，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约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服务消费占比偏低 [13] - 投资动能有所减弱，民间投资已连续两年下降，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低于50% [14] - 全国统一大市场存在卡点堵点，部分领域存在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14] - 非理性无序竞争扰乱市场秩序，部分行业存在“内卷式”恶性竞争 [14] 扩大内需的潜力与空间 - 消费升级蕴含巨大潜力，我国有14亿多人口和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202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正处在普及与升级阶段 [15] - 有效投资空间仍然广阔，我国人均资本存量水平较低，水利、能源、市政及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存在短板，城乡融合发展、城市更新、关键核心技术补短板、传统产业技改及未来产业发展将形成新投资动力 [15] - 全面绿色转型拓展投资消费潜能，绿色消费将推动绿色食品、节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增长，能源、建筑、产业、交通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带来庞大投资机遇 [15] 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具体举措 - 大力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包括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稳定大宗消费、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打造消费新场景、支持首发经济、赛事经济、电子商务等 [1][17] - 顺应消费升级、人口老龄化、促进出生人口增长等需要，在养老、托育、健康、文旅等消费配套设施领域实施一批重点项目 [1][17] - 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抓好停车场、老旧电梯更新等民生微项目，并进一步拓展入境消费 [1][17] - 切实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两个同步” [2][17] - 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民生保障支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生育养育支持力度 [2][17] 拓展有效投资空间的具体举措 - 发挥好政府投资作用，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投资比重，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在新型能源体系、重大水利工程、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领域实施重大标志性工程 [18] - 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推动PPP新机制规范实施，以提高民间投资比重 [18] 扩大优质消费供给的具体举措 - 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广柔性化与定制化制造，推动人工智能在全行业应用，促进绿色产品扩容，拓展汽车后市场及兴趣消费产品 [19] - 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和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加快健全养老服务体系，鼓励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等服务，深化多业态消费融合，增加优质体育赛事供给 [19]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具体举措 - 坚决破除市场卡点堵点，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等方面壁垒，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20] - 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推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依法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20] 健全扩大内需体制机制的具体举措 - 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推动清理汽车、住房等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建立健全适应新消费业态的管理办法，落实带薪错峰休假，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21] -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探索编制全口径政府投资计划，解决“重投入、轻效益”问题，完善重点领域价格形成机制，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REITs等作用，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盘活闲置低效资产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