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引资乱象与历史问题 - 过去数十年招商引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各地比拼导致违规“小政策”、“土政策”盛行，形成“税收洼地”，加重地方财政负担，加剧不公平竞争并割裂全国统一大市场[1] - 传统招商引资依赖“三板斧”：土地让利、税收返还、奖励补贴，导致“血拼式”招商，引入企业可能“水土不服”，且巨额投入超出地方承受能力[3] - 企业出现“补贴依赖症”，例如一家汽车机器视觉领域企业，2022年至2024年实现净利润约1.47亿元，同期获得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高达上亿元，2025年补助减少后“纸面富贵”难以为继[6] - 招商争夺导致企业坐地起价、“候鸟型”企业迁走及骗取补贴等恶果[7]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影响与执行挑战 - 2024年8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式施行，明令禁止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以及选择性、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补贴，宣告传统招商方式在法律层面终结[3] - 《条例》实施一年多后，明面“补贴竞赛”退场，但地方出现变通手段，如降低工业用地基准价、通过平台公司减免租金、延长装修期或补贴企业高管个人[3] - 地方招商变“抢商”，例如在跨地市工程项目中，各地政府希望企业在当地注册分公司以方便报税，或为打造CBD盲目吸引企业总部迁入而不顾其是否在当地经营，增加企业交易成本，形成“零和博弈”[4] 招商乱象的具体表现与成因 - 招商盲目求规模、逐热点造成重复建设，例如风电设备企业为获取资源要素，不得不在当地铺设完整产业链，导致热门产业扎堆[5] - 乱象成因包括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欠缺、政绩考核压力、财政紧张焦虑、资源竞争本能及区域发展差异[8] - 招商引资被视为“政绩锦标赛”，官员政绩与当地企业数量及业绩紧密关联，加之近几年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各地更倚重招商以增加税收[8] - 压力下，地方“一把手”亲自讲解政策，招商干部被下达任务需前往京、沪等地拜访企业[8] 地方招商观念与考核体系的问题 -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招商行为更规范，个别经济欠发达地区观念仍停留在地产思维模式，出现“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的项目冲动[10] - 若各地招商不能保持统一公平竞争标准，可能引发“剧场效应”，迫使更多地方加入“内卷”[10] - 干部考核体系优化未跟上政策调整，考核指标仍以经济增长值为主，缺乏差异化，且对招商公平性的考核欠缺[11] - “群发”的指标任务耗费干部大量精力，使其难以集中力量锻造招商“长板”[11] 招商引资的转型方向与新模式 - 招商进入比拼精细化服务阶段，需从根本上转变思维，站在企业、公平及共赢视角谋发展[13] - 企业长远发展需与当地产业相匹配，不同类型企业侧重点不同：工业企业重视产业配套，服务业企业重视人才招引，也有企业重视综合保障与营商环境[14] - 地方政府需不断完善软硬件配套设施，如住房、教育、医疗、用水、用电、用工等，用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添砖加瓦[14] - 各地为招商“工具箱”补充更科学工具，如链式招商、场景招商、以商招商，并有地方针对中小企业推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14] 公平竞争政策制定与区域合作 - 政府出台招商政策需谨慎，“看得见的手”不能伤害“看不见的手”，可借鉴美国各州为吸引亚马逊新总部承诺高达数亿乃至10多亿美元税收优惠导致的过度竞争[15] - 政策制定需“旧瓶装新酒”，植入公平竞争基因，通过建立独立审查机构、完善审查程序、扩大审查范围等方式评估政策合规性[15] - 谋求地方合作共赢，例如上海市松江区与安徽省六安市共建产业园，实施“财税分成、统计分算”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企业税收和统计数据由两地按4:6比例共享[16] - 可借鉴以色列经验，由中央政府协调多个竞争外资的地方政府，将外资定位在几个城市交界的工业园区以实现收益共享[16] 未来展望与系统改革 - 破解“内卷式”招商是长期过程，需要多方发力，招商模式变革离不开系列改革的深化推进[16] - 需优化干部考核体系，实现差异化考核，并改革财税机制以帮助地方形成新的稳定税源[16] - 转型期是阵痛期，但从长远看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经之路[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