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变 - 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大阶段 [1] - 国际金本位制存续数百年，贵金属充当超主权货币，荷兰盾和英镑曾扮演重要国际信用货币角色 [3] - 金本位制存在总量供给刚性等缺陷，在一战期间被放弃，其恢复后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冲击下崩溃，加剧了全球经济危机 [4] - 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44年确立，建立了IMF和世界银行，实行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制度 [5] -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全球出口贸易额增长近10倍，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全球人均GDP增速基本保持在3%以上 [5] - 布雷顿森林体系因“特里芬难题”等缺陷瓦解，美元于1971年与黄金脱钩 [5] - 牙买加体系自1976年确立，特征包括汇率安排多样化、储备货币多元化以及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多样化 [6] 牙买加体系的现状与问题 - 牙买加体系是“脱锚”的信用货币体系，缺乏硬约束易导致主权信用货币超发 [7] - 2024年末除黄金外的全球总储备达12.26万亿美元，较1975年末的0.18万亿美元增长67.11倍 [7] - 同期全球GDP从6.03万亿美元增至111.25万亿美元，增长17.45倍，总储备占GDP比重从2.99%升至11.02% [7] - 体系仍以美元为中心，截至2024年末美元在主要储备货币中占比57.79% [7] -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于2025年8月11日突破37万亿美元，占其2024年GDP（29.18万亿美元）比重约126.8% [7]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保障机制不完善，美国拥有绝对控制权，加剧全球货币金融治理赤字 [7] - 个别国家将美元等公共金融产品政治化、武器化，例如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 [7] 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驱动因素 - 体系变革内在动力增强，源于对主权信用货币主导体系公平性的质疑及对超主权货币的探索 [9]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加剧了国际社会改革现行体系的期望 [9] - 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成为改革重要推手，全球格局呈现从“中心—外围”向“多极化”转变趋势 [11] - 大国博弈及金融制裁措施引发他国对持有美元等储备资产安全的担忧 [11] - 市场科技创新加速，金融科技推动货币载体从实物向电子货币演变，结算方式更安全快捷 [12] - 稳定币作为金融科技创新产物兴起，截至2024年全球主流稳定币供应量合计达2038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超22倍 [12] - 稳定币虽规模远小于全球主权信用货币M2（数以百万亿美元计），但有助于倒逼国际货币体系拥抱金融科技创新并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发展 [12]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 - 改革需促进体系更加稳健，维护二战后基本秩序，保障IMF和世界银行正常运转，完善多层次的货币金融安全网 [14] - 改革需促进体系更有效率，推动跨境支付体系多元化发展，支持本币结算，改变单一主权货币主导局面 [16] - 需借鉴稳定币技术，推动各国央行数字货币联合发展，探索基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全新全球支付清算系统 [16] - 需发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作用，落实《加强跨境支付路线图》，强化对数字货币的国际监管合作 [16] - 改革需促进体系更加公平合理，探索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国际货币功能，使其成为主要计价结算货币 [17] - 推动形成少数强势主权货币良性竞争的“满意解”，减少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 [18] - 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及其权重构成改革，以更好代表全球南方国家等广泛利益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