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集体收缩助贷业务 - 近期多家地方性商业银行集体暂停或缩减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例如乌鲁木齐银行、龙江银行、贵阳银行宣布暂停新增合作，吉林亿联银行等大幅缩减合作机构数量 [1] - 银行收缩合作的主要顾虑在于“共债风险”，且在《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助贷新规）出台后，银行持续缩减与腰部以下平台的合作 [1] - 银行的“急刹车”反映出部分银行此前过度依赖外部助贷机构，自身风险能力建设不足，助贷新规带来的业务调整“阵痛”预计将持续 [1] 银行收缩背后的风险与模式转变 - 银行担忧中小助贷平台的潜在风险，目前合作主要集中于头部平台 [2] - 新规前，中小平台为争取合作，向银行提供更低费率并承诺“兜底”，银行可从平台缴纳的“保证金”中扣除坏账，形成对银行而言“万无一失”的模式 [2] - 但“助贷平台兜底”模式本身不合规，监管多次禁止银行将信贷风控外包，要求银行建立自身风控体系，然而在实际业务中，通过“保证金”或“抽屉协议”等形式的兜底现象仍普遍存在 [2] - 新规前，银行对部分中小平台推送的低质量客户“假装看不见”，因为平台通过向客户收取高利率来维持利润并履行兜底承诺 [3] - 助贷新规要求助贷平台综合利率降至24%以下，并引导成本进一步下行，这压缩了平台利润空间，使其未来履行兜底承诺的能力存疑，银行因此进行防御性战略收缩 [3] - 有银行人士指出，虽然借助助贷可扩大规模、完成业务“冲量”，但助贷业务不良可能性加大，对银行长期发展不利 [3] 助贷平台面临的盈利压力与成本变化 - 助贷平台利润空间被显著压缩，行业高利润时代结束，新规前一笔贷款利润约4个点，目前仅约2个点，不少平台挣扎于盈亏平衡线 [4] - 监管虽未明确综合费率上限，但行业普遍参照24%为红线，或最终目标为LPR的4倍（按最新1年期LPR计算约为年化12%） [4] - 若综合利率在24%，助贷机构尚可有1-2个点的盈利；若压降至20%以内，大部分平台将难以为继 [5] - 平台盈利模式中，资金成本约6个点，坏账兜底成本约年化15个点；新规后资金成本可能升至8个点左右，部分平台坏账兜底成本更升至25个点左右 [5] - 行业“内卷”导致获客成本飙升至2000元/人，成为成本陡增原因之一 [5] - 新规后，银行出于合规与风险考虑，助贷市场资金价格一度飙升，部分地区数月内上升2个点，“头寸特别紧张”成常态 [5] 行业乱象与模式不可持续性 - 部分助贷平台过去模式简单粗暴，依赖高利率盈利，风控不成熟，客户还款能力和意愿较低 [6] - 为维持平衡，部分平台间形成“信息共享链条”，将即将逾期的客户介绍给其他平台以转嫁风险并赚取“导流费”，这加剧了行业共债和反催收问题 [6] - 此类模式在助贷新规下难以为继，相关平台将被淘汰，当前阵痛是过去未踏实做业务的后果 [6] 行业阵痛与未来展望 - 助贷新规的影响波及银行与平台双方，有民营银行在终止合作后自身贷款规模也有所下降 [7] - 新规意味着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告别“野蛮生长”，进入“合规为王”、“风控为本”的新阶段，给过度依赖该业务的中小银行带来巨大调整压力 [7] - 未来竞争将是风险管理能力、金融科技实力、客户精细化运营能力的综合较量 [7] - 银行对助贷平台缩量是对合规的回应，但若缩量太快，可能导致部分平台不良率陡然上升，并通过共债问题将风险传导至整个银行业 [7] - 需要消化的存量客户是原本不符合银行贷款要求的“尾部客户”，银行处置这部分客户需要时间、耐心和策略 [8] - 盈利空间压缩后，部分助贷平台尝试“24%+权益”、商城等模式，但平台推行谨慎，担心被监管叫停 [8] - 有分析认为，这些创新模式仍是寄托于“高利率创造高盈利”的老路，平台想活下去必须摒弃过去简单粗暴的模式，回归助贷业务本身 [8] - 行业将面临大规模洗牌，规模小、无真实风控能力的平台将退出，部分腰部平台业务在贷余额也将受较大影响，真正有金融科技能力和获客渠道的平台有望脱颖而出 [8]